从哲学文化领域讨慈善事业发展的困境_0.docVIP

从哲学文化领域探讨慈善事业发展的困境 　　　　我国慈善事业在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除了一些学者所说的经济、政治因素外，还有一些深层次的文化因素需要解决。本文拟从哲学文化领域探讨困扰我慈善事业发展的困境，并试着提出解决这一困局的途径，以期求提高对慈善事业发展的进一步认识。 　　一、薄弱的宗教信仰传统 　　宗教信仰传统薄弱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存在的第一个深层次困境。我国是一个宗教传统比较薄弱的国家，尽管中国古代也有印度佛教的传入并进行了中国化，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但佛教自身在中国的存在也是与儒家、道家思想并存，虽有”三教并行”之说，但佛教也是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存在于中国并影响中国的。佛教在中国有一定信仰群体，并且在隋唐时期深入到普通民众和统治阶层，佛教的发展与当时的经济联系紧密相关，信仰佛教意味着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的拥有，佛教寺院控制了大片的良田和粮食，”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1].但是佛教在中国的兴盛并不能进一步培养更大范围的信教群体，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意识正是在佛教兴盛的背景又凸显出来，”在佛教哲学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一些儒家知识精英深感中华学术的危机，痛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断裂的威胁，忧患中华哲学文化将成为’绝学’的危险。”[2]唐末学者对佛家思想的整理与转化从此拉开了序幕。韩愈提出以”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3]的极端方式排除佛学，此种方式行不通。北宋时期，儒家学者勇敢地挑起解决佛教与儒家思想关系这一核心话题的责任，经过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的努力，儒家学者逐渐将佛、道两家与儒家思想实现汇通，”援佛道入儒”,到南宋时期，这一思想的转换在朱熹那里得以实现，理学得以正式形成，宋代的统治者也给文人学者提供了施展思维转换的空间，实现了核心话题的转换，得以有宋明理学的光辉成果。[4] 　　正是这一思维的转换，佛教在中国开始步入衰退征途，信仰佛教的群体数量与范围逐渐缩小。 　　道教是中国本根本土的教派，道教在中国古代的发展更多地是体现为一种思想，上升到宗教层次成为一种信仰则称为道教。中国古代信仰道教群体也不是很多，其原因是道教的思想来源于道家老子”道法自然”、”无为”、”柔”的思想和道家庄子”真人”避世的思想，这种思想对社会中现实的人没有太多的吸引力，缺乏现实的经济基础条件，特别是汉代以后的”儒术独尊”,道家思想走向衰退，道教的信仰群体更少。道教的信仰群体只存在于少数武功艺人中间和少数文人墨客之中，他们这些人大都是”避世”的。 　　中国古代对西方的基督教没有太多的了解，更谈不上对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受到很大程度上的抵制，西方基督教在中国很难传播的原因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没有信仰宗教的传统，社会群体不相信天国理想，关心”此岸世界”,根本不关心”彼岸世界”.例如，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个媒介者利玛窦到中国来宣传西方宗教基本没有实现，”他的传教活动，最后可以说是一场失败，他不但没有能用另一种（中世纪天主教神学的）思想体系来改变或者取代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亦即他所谓的’合儒’’、补儒’、以至’超儒’的工作；而且就其对中国思想的激荡与影响的规模和持久而言，也远不能望魏晋以来佛教思想影响的项背。”[5] 　　尽管利玛窦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影响深远，但是宗教宣传活动依然失败，利玛窦传教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观念所致。[6]基督教尽管在西方比较盛行，但在中国古代没有生存的空间。 　　佛教和道教在中国曾经盛行一时，但也最终走向衰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失败了，说明中国没有信仰宗教的传统，中国缺乏较广泛宗教信仰基础，而文化历史传统具有一脉相承性，当代中国也不可能突然间培养出宗教信仰的群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宗教信仰在中国的社会性还是极低的。而慈善事业与各大宗教的教义密切相关，而中国一直以来缺乏信教的传统，这无疑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深层次困境。 　　二、浓厚的现实主义作风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第二大深层次困境是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崇尚现实主义思维方式和作风。现实主义思维比较重视社会伦理道德的建构，不太关注终极信仰中的道德形而上学，而道德形而上学恰恰是慈善观念的根源。中国古代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对慈善事业的信念培养至少缺乏直接的因果关系。 　　中国古代非常注重”经世致用”思维，意思是与现实实际运用密切联系。这种思维对中国古代农业与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建设就对中国的农业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正是这种思维的作用，也出现了一批对中国古代农业发展起指导作用的不朽巨著《齐民要术》《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致用”与”实用”的方法的确有利于科技的发展，世界近代资本主义时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与现实利益的驱使直接相关，就充分说明了现实的需要是科技进步的力量，并且致用与实用思维不仅仅在古代、近代发挥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