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与权威-单社区治理路径研究.docVIP

动员与权威:单位社区治理路径研究 　　 　　摘要：单位社区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城市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课题。以动员与权威为观察视角及分析维度，回溯单位社区、东龙社区自治实践过程，发现单位社区动员主体在变化，单位退出失败、居委会被动介入、居民主动联结；社区权威从单一转向多元，单位权威向行政权威过渡，社区精英权威兴起；国家权威和精英权威生成机制相异，国家权威诱制国家动员，自治动员诱制精英权威。因此，推动单位社区治理，应合理发挥不同主体作用，加大建设投入、建设自治组织、重塑联结机制，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格局。 下载论文网 　　关键词：单位社区 动员 权威 治理格局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单位社区是历史产物，与城市以单位集结，全能主义管理体制和人口流动性差的时代背景相适应。单位社区人口规模的适度性、文化认同度、设施性和管理体制的完整性[1]使其具备了社区的典型特征。经济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变下，住宅市场化制度取代了住宅福利分配制度，相应的社会功能终止提供，单位办社会退出历史舞台，但单位社区并未消失，%[2]的城镇人口仍居住在单位社区。 　　单位社区的老旧化与城市社区结构和问题复杂化伴生，单位社区的管理问题凸显。[3]一是社区建设投入缺失，投入主体从原本供给对象较单一的单位变成承担社会整体治理的政府后，难以满足建设和治理的需要，出现管理真空。二是社区秩序失调，以单位为核心的稳定联结体系被打破，国家权威消解，原生居民出现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的适应困难，新进居民加剧了社区异质性，社会动员困难。 　　单位社区是社会发展的微缩场景，研究其发展走向和有序治理何以形成是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构建契合的治理机制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本文通过个案研究，剖析单位社区自治事件，以动员和权威作为分析维度，探究社区权威与社区动员的发生机制和交互关系，进而寻求单位社区善治路径，以期推动单位社区转型发展。 　　2 自治实践中的单位社区动员分析 　　从单位办社区到社会办社区，单位社区历经这一过程，单位社区的自治发生亦处于此转型过程之中。单位社区东龙社区灾后重建事件中，国家动员与自治动员交互作用，伴生国家权威的变迁，内生精英权威兴起，进而形成了新的社区权威和社区动员主体。 　　从被动到价领跑全市。 　　2013年，经超强台风洗礼，东龙社区受损严重，一片狼藉，垃圾丛生，倒下的树干几乎砸碎了所有私家车，灾后十多天里没有任何清理重建措施。期间，对不断来反映问题、寻求帮助的居民，单位后勤部门以“东龙社区已不属于单位管理范围”理由拒绝，建议居民找JH居委会；居委会对居民的数次要求一直回复“稍后处理”。一个多月后没有任何恢复措施的小区环境加剧恶化，居民只好主动组织救援清理现场。 　　灾后重建激发了居民自治诉求，重建完成后居民们主动要求成立业委会，自发组织业委会的选举，积极开展工作。2014年，居委会与东龙社区“业委会”召开第一次协商会议，但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此后，“业委会”诉诸于媒体曝光了东龙社区管理的种种问题，引发社会热议；居委会组织召开了第二次协商会议，最终承认东龙社区业委会的合法地位，居民可通过业委会向居委会表达意见，同意对社区设施、环境、卫生等进行全面改造，资金由居委会、单位与业主共同承担并及时公布使用情况。 　　从退出到联结：单位社区动员主体的变迁 　　回溯事件可知，东龙社区居民从寻求“被治理”到“自治”，依赖的对象由单位到居委会再回到自身，社区动员主体不再单一且在行动中重新定位，社区动员由单位、居委会、居民三方实现。 　　退出失败的单位 　　面对单位居民的诉求，单位强调单位社区联结消解后的责任主体变迁，试图划清其与社区关系、撇清责任，表明了单位作为社区动员主体地位的实质变化和自我认知。虽然符合社区管理主体变迁后的法理定位，但不顾社区历史和突发事件紧迫性，引致其行动策略转变。经居民自治努力而形成的单位、居委会、居民共治局面，又将单位拉回社区治理格局中。单位退出的失败，既显示了单位动员能力的有效性及其延续，又凸显了单位社区转型的过渡性特征和复杂性现实。 　　被动介入的居委会 　　作为承接单位社区管理职能的居委会，兼具代表国家权威的行政属性和代表社区治理的自治属性，体现了国家的“在场”和“国家力量向基层居民生活的渗透”[4]，但有限的承接及管理能力使得突发事件中的居委会选择性忽视其社区动员的主体身份，以消极推延的态度应对居民治理要求，导致最初社区治理的失败，进一步刺激了居民的自组织行动。在舆论压力下主导斡旋三方协商和二次不同的选择都显示了居委会承接履职单位社区的困难及尴尬，体现了居委会接替单位代表国家权威动员的正当性、被动性和有效性。 　　主动联结的居民 　　东龙社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