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宁静”些许是为了爱情——《荷塘月色》情感再思考.docVIP

“不宁静”些许是为了爱情——《荷塘月色》情感再思考 一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搅得文坛上七十多年确也不宁静，惹得教坛几十年实在无所适从，激得学海里几十年波浪翻滚。我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教中学语文二十几年，也经历了多次的“不宁静”。有冠以政治色彩的“现实说”，是黑暗现实使他苦恼；有朴素的“家庭说”，是家庭矛盾和生活重压使他忧愁；有低狭的“怨责说”，是妻的不理解使他孤寂；也有庸俗的“庸劣说”，是朱自清的“朽腐之绮念”在作怪；现在似乎占上风的是“家庭的贫困和冲突”与“社会的压迫”导致了心理的紧张和茫然，我权且把它叫做“生存说”。以上种种，都各有道理，都各有依据，这也正是文学作品的魅力之所在。因为“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吗！那么我做为“一千个”中的一分子，也冒昧地为“哈姆莱特”画画像，以一个普通平常人之心，度一度朱自清这个普通平常人之腹，姑且叫做“爱情说”（大言不惭，也能称其为“说”），朱自清的苦恼、忧伤、孤独抑或是爱情的原因。 首先，我从朱自清先生的家庭、婚姻状况及其他作品来分析。 朱自清，生于1898年，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又适值清未，封建传统道德的观念与生俱来，不然，取号何为要为“实秋”呢，因“秋”带“火”，而朱自清偏五行缺“火”，而他又是家中的长子长孙，担负着承继之重责，应属“当室者”，于是不到十一岁就说起媳妇来了。十一岁的他还不谙世事，“不知怎么一来就已经说上了”，至于媳妇如何，长什么样无从得知，只知是花园庄那个“最有趣的地方”的人“倒也仿佛理所应当，毫无意见。”虽然，这个女子比他大四岁，虽然未等圆房她便“痨病死了”，但也未见朱自清有什么样的反对和挣扎。这之后又有别家“正太太的大小姐”看中了他，而且是“个儿比我大得多，坐下去满满一圈椅，”不如那家姨太太生的二小姐“苗苗条条”，尽管“事情就吹了”，还是那边似乎生了气，“不答应”而吹了的，这也未见朱先生有什么样的反对和挣扎。再之后，又绍介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和亲生的一样”的小姑娘，但由于是“抱来的”，“母亲的心冷了”。也不见朱先生有什么意见，确“也这末想着”。这一系列的择偶过程，都是在他是“长子长孙”的前提下，又都是在母亲的操纵中，因“父亲其时在外省做官，而母亲颇为我的亲事着急”。直到后来，“光复那年，父亲因伤寒病”回家来，请了一位武医生来看看病，得知其有一女，“母亲便和父亲商量，托舅舅问医生的意见”，“接着便是相亲”，虽然有“就是脚大些”的误会，却也就居然嫁过来了，（以上引文出自《择偶记》）这就是他的结发妻子武仲谦。名为“择偶”而实在是没有“择”的余地，这年是他十九岁的时候，即1917年，而正是这一年，他正式考入了北大哲学系。从择偶的过程看，不难看出他与“高觉新”有什么两样，爱情的甜蜜不知尝到没有，道义上的责任却承担了不少。 接下来，就是异地求学辗转任教，忙忙碌碌了十年，这十年中，家庭也起了很大的变故，前后出生六个儿女，母亲也逝去，父亲又给娶了继母，父子、（继）母子、婆媳之间的矛盾重重，妻也常生病，肺已烂了一个大窟窿了。经济状况也一日不如一日，家庭重担压得这个“当室者”喘不过气来。所以，这十年，可以说，是他很难有甜蜜爱情的十年，并且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他曾说，“我有一个坏脾气，怕听人生病”（《给亡妇》），也经常打他的儿女们：两岁半的阿九，“关了门，按在地下打了一顿”；才过周岁的阿菜，“还不大会走路”，“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她便因此生了好几天病”。那时，“孩子们的折磨，实在无可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以上出自《儿女》）。自杀的心都有过了，还说什么浪漫爱情，更多的是养活妻儿老小的责任和想摆脱而不能摆脱的苦恼，他说“那时正像一匹野马，哪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鞯，辔头，和缰绳？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以上出自《儿女》）那么他摆脱什么？摆脱之时，又在寻觅什么？难道不想寻觅那种未曾有过的浪漫爱情吗？孰不知，他的妻本是不识几个字的，妻写回信还是“教人写一封复信”（出自《给亡妇》）。于是，在有了两个孩子时，即一九二三年八月，同俞平伯先生来到秦淮河，寻觅“歌妓”，也曾经“在歌舫划来时，我的憧憬变为盼望；我的固执的盼望着，有如饥渴”。当然他面对歌妓，也真窘了，并窘着进行了“灰色的拒绝”，拒绝之后，便“觉得很怅怅的”“更有一种不足之感”，那就成了“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重衣搔痒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痒处”，“这种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盘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宁了。”那么，他在“怅”什么，因何不足？为何不安？不言而喻。想是想来着，但“我”毕竟“受了道德律的压迫”，终于回去了，“梦醒了”，但“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以上出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种幻灭的情思不只为“歌妓”，也曾经为“阿河”——那个走路“又敏捷”，长得“又匀称、又苗条，正如一只可爱的小猫”的阿河，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