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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经典诠释 及其意义——
以利安当 《天儒印》为例
吴莉苇
内容提要:传统的文化交流观念通常期待外来文化能够在本文化的学统之下理解本文化及相
关经典,并惯于以外来者理解了多少、正解了多少、曲解了多少作为判断外来者之文化态度、
交流策略、学习能力的标准。这样的观察视角往往会忽略或轻视文化交流或文化撞击中产生
的一些新事物的价值。然而,产生新事物其实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功能和重要议题,在讲
求“跨越”和“多元”的今天,有必要正视或重新定位那些(以传统为模型而衡量之)看似
不经或不准确的事物,并以此为契机思考,经典或传统的时代性价值该如何呈现,经典或传
统的再生空间该如何构筑。利安当的 《天儒印》竭力用天主教的一神论、道德观、礼仪含义
及人类由来说解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的一些格言,使之成为天主教观念
的注脚,因此正是思考跨文化诠释议题的良好个案。
关键词:中西文化交流,经典诠释,传教士
一、引言
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一向是来华耶稣会士的必修课,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一个又一个
“四书”的西文译本,而以1687 年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出版的拉丁文本《中国哲学
家孔子》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最为著名。在这些西文译本中,耶稣会士无疑对
儒家观念施以基督教式的诠释,而且事实上突破了利玛窦所宣称的孔学和理学的界限,不仅
选择了朱熹编定的“ 四书”并倚重张居正的注本,还对理学家的观念进行一些曲解以使此书看
起来符合“孔子相信上帝”的论调。比如对“至善”的解释,朱熹解,明明德和新民这两者都当
达于至善,善为事物当然之极。耶稣会士则补充,明明德和新民之后要努力达致永恒的至高
之善(supreme good ),这“至善”被译为有玄学和神学意味的“summum bonum”,即supr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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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耶稣会士此举是为承续利玛窦(Matteo Ricci )设定的宣传方针,让欧洲人相信,经
由孔子发扬的古老传统是不异于基督教基本教旨的体系,从而有理由以比较宽厚且缓和的方
式在中国传教。这个举措中非常突出的一点是,只在“四书”的西文译本中以基督教观念诠
释中国经典,其目标读者是本土欧洲人,诠释的预期效果是让欧洲人相信,基督教的道理曾
照耀中国。
另一方面,以利玛窦《天主实义》为代表,耶稣会士以及接受耶稣会士指导的中国天主
教徒也留下不少中文宣教作品论证“天”和“帝”即为天主,但这些作品普遍遵循利玛窦一
开始的做法,其证明手段只是从《尚书》、《诗经》这类先秦文本中摘录明显含有“天”、“帝”
1 本文的“诠释”对应Hermeneutics/Hermeneutic,这个词作为哲学一个分支,以往被译为“解释学”,但
近几年也被译为“诠释学”/ “诠释”。Hermeneutic 指Interpretation 的方法或原则,而Interpretation 一词
在不同的中文译作中被译为“诠释”或“解释”,本文统一译为“阐释”,但如是引用的书或文章标题译为
“诠释”或“解释”,本文不再修改。
2 梅谦立神父将《中国贤哲孔子》1687 年拉丁文本的阐释类型和解说层次作了详细分析,详见Thierry
Meynar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The First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nstitutum
Roma: Historicum Scietatis Iesu, 2011), pp. 3-75 。
字样或帝之行为的词句。亦即,这类证明法主要还是着眼于文本的直观相似性,构筑相似性
的基础是“天主”的几项基本品质——生养并主宰万物、全知全能、赏善罚恶,这已经进入
了神学诠释的层次,惟其表达法仍较为含蓄,主要倾向是立足于中国传统叙述而呈现其中包
含有造物主观念。这是为了让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所以中国士人看了类似于《天主实义》
的作品后易于产生的感想是,中国之“天”在西方也发挥作用。3
可见,耶稣会士的主流懂得,对本土欧洲人和中国士人讲话时,方式当有所区别,根本
目标是在不违背基本宗教要求的前提下,让两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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