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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事诉讼庭审质证程序的几点认识 所谓民事诉讼庭审质证，是指在民事诉讼庭审过程中，由案件的当事人就法庭上所出示的证据采取辨认、质疑、说明、辩论等形式进行对质核实，以确认其证明力的诉讼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相互质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1998年6月19日通过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关于改进庭审方式问题部分，对质证的展开作出了概括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01年12月6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其第四部分共十八条对质证程序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定。 质证是民事诉讼开庭审理的重点环节，更是人民法院查明案情、认定案件事实的前提和手段，其重要性勿庸置疑。当前我国推行的审判方式改革，旨在借鉴和吸收英美对抗制的合理内核，发挥当事人在解决纠纷中的主导作用，强化庭审功能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增强我国民事诉讼的对抗性，从而体现实体的正当程序的司法理念，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因此，庭审质证必然成为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关注的焦点之一。笔者作为一名基层法院的审判员，在实践中对民事诉讼庭审质证程序产生了如下粗浅认识： 一、关于质证的模式。当事人是质证的主体，法官是质证程序的组织和引导者，在质证过程中有权询问当事人。法官应合理行使询问权，保障当事人的质证权。 关于质证的模式， 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采用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质证程序模式，质证程序完全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并为当事人所控制，法官在质证过程中始终处于消极地位，仅作为质证程序的组织者。质证通过当事人交叉询问的方式进行。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通常采用以职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质证程序模式，法官主持质证活动并始终指挥质证活动的进行。当事人在质证过程中的诉讼行为始终受法官控制，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质证一般实行职权询问，采用以法官为主，以当事人为辅的询问方式进行。上述两种质证程序模式最明显的差异在于当事人参与质证的自主性和法官是否进行询问。在当事人主义质证模式下，法律未赋予法官询问权，却为当事人提供了充分的自主性。当然法律并未放弃对质证过程的规范，只是通过证据程序和证据规则加以调整而不是通过法官，其目的旨在突出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职权主义质证模式下，法律赋予法官在质证中的询问权和裁量权，限制当事人的自主性，以突出法官在诉讼中的职权作用和主导地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在质证程序中，当事人是质证的主体，享有质证的权利，但法官亦可以询问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继续在大量条文强调当事人为质证的主体，强调保障当事人质证权利的行使，但仍明文规定法官对证人和专家辅助人有权进行询问。据此，笔者认为，我国法律在质证模式上主要采纳当事人主义质证模式，同时并未完全放弃传统的职权主义质证模式。 但我国法律对质证模式的上述选择及相关规定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执行。 其表现之一是对当事人质证权利的过多限制和干涉。在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中，法官在质证活动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决定着质证程序的启动、进行及终结；当事人在质证程序中几乎没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自由空间。庭审质证通常按下列方式进行：当事人按法官按排的顺序就某个事实提出的一个或一组证据，法官审阅后交由对方当事人辩认并询问有无异议。不论提出或不提出异议，该个或该组证据的质证到此为止。若双方当事人想就该证据进行辩驳，就会被法官告知到法庭辩论阶段进行。而到辩论阶段，由于需要辩论的问题较多，或受“围绕争议焦点进行辩论”的要求限制，虽然当事人可以就法庭调查阶段出示的所有证据进行辩驳，但这种概括、笼统的质证，即使不被法官以法庭辩论不应过多涉及案件事实和证据而打断，又能进行到何种程度？ 法官囿于关于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分工等传统观念，限制、干预当事人质证权利的行使，导致质证过程的不完整，使质证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最终破坏了质证的程序性功能。表现之二是法官在当事人质证过程中不当行使询问权。法官直接对一方当事人提供的关于双方间实体权利义务的证据进行质询，不仅有越俎代庖的嫌疑，而且影响了当事人质证权利的行使，尤其是对一方当事人证据的质询比对另一方当事人更具体详尽，则可能使当事人产生法官故意刁难一方或偏袒对方的怀疑，对法官的中立性和公正性造成不利影响。 在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的民事诉讼庭审质证模式下，法官应如何组织质证？在质证过程中如何合理行使法询问权？有学者提出“ 法官职权相对独立的交叉询问模式”（1）。这种质证模式是指，当事人行使质证权进行质证时，实行完全的当事人主义的交叉询问模式，法官处于一种消极地位不加干涉，法官询问即法官对质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