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艰难的时刻 (阚治东).docVIP

我最艰难的时刻(1) 经济观察报 阚治东/文 失去自由 离开南方证券，曾有境内外不少公司邀我加盟。我只能告诉这些公司，我必须等离任审计结束后才能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后对我的离任审计工作也没了下文。在这一两个月时间，只有分管副市长找过我。他告诉我，他们在市投资管理公司给我和董事长各安排了一个办公室，让我暂时到那里办公。我去投资管理公司看了看，所说的办公室是两间非常简陋的小房间，除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没有其他办公用具。我找了投资管理公司的总裁，他告诉我市里就让他们安排两间办公室，其他的没什么交代。 每天临下班，南方证券方面会有电话过来，问：“阚总你在哪里？”后来又听说我们这一批人被禁止出境了。 我对自己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2006年3月2日，长久的噩梦终于成真——我为南方证券失去了自由。 上午10点左右我的手机铃响了。我一看是，南方证券操纵哈飞股票价格案专案组经办警官的电话。电话开头第一句就是：“老阚，昨天怎么不接我电话？我到上海了，一起吃午饭？” 我手机里确实有一个未接电话，是深圳经侦总队办公室的座机号码。我没有回这个电话，但心中直犯嘀咕：“他们又找我干什么？”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妻子劝我别多想，安慰我说：“估计就是进一步了解情况，他们还能做啥？” 那位年轻警官约我在上海宾馆吃饭。尽管妻子不停地安慰我，但是这一次她执意要开车送我。在路上我谈了自己的预感，好让她有所准备。我告诉她万一我被抓起来，无论安的是什么罪名都是欲加之罪！我要她相信我，相信我在南方证券没有干过任何违规违法的事。我叮嘱她注意保存好我在南方工作的资料和文件。这些可以证明我清白的资料，一些存放在我的电脑里，还有些原件则存放在深圳的宿舍里。最后我让她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保持冷静，要多听我的朋友们的意见。 上海宾馆离我住宅不远，几句话叮嘱完毕就到了。妻子让我上楼，而她在楼下等我。 一进预定的房间，我的预感就得到证实。满屋躺着、坐着的都是人。而那位年轻警官见我进去，勉强笑了笑，然后向我介绍了他的领队：“这是我们的老大！”这位领队是深圳市经侦局的一位队长，部下私下称他“老大”。 那位队长把我领到隔壁房间，然后装模作样地说：“老阚，马上陪我们去上海经侦总队，那儿有个案子希望能协助一下。”我故作不解，问：“上海有什么案子要我协助，还让你们来了这么一大帮人？”他没有回答，而那位年轻警官为其搪塞，说：“会不会是申银万国的案子啊？” 不一会儿，他们说可以出发了。出了宾馆就拦了两辆出租车，每车四人。而我被安排在其中一辆的中间座位上。我在宾馆大厅没有见到妻子的身影，估计是她没料到我会这么快下楼。路上，我悄悄地给朋友发了个短信：“现去上海经侦总队。”来上海宾馆的路上，我曾给这位朋友打过电话，谈过了我的不祥预感。 上海经侦总队位于永嘉路上。一位上海经侦的工作人员把我们领到一个房间。一进门，看到房间的布置我就明白，我被捕了！房间不大，西墙上挂着用来测量身高的尺度纸，前面放着一台照相机，而南墙放着墨盒和纸，应该是给罪犯打手模的工具。 此时那位队长才向我出示了深圳市检察院和深圳市公安局出具的两份逮捕状，告知我因涉嫌操纵哈飞股票价格案被捕了。他解释道：“老阚，对不起，请理解我们。我们不想进一步追究你们这些领导的责任，但其他机关执意要追究，我们也只能秉公办事。”另一位警官对我说：“阚总，对不起。把手机给我，这些物品会交给你家人的。” 然后我被拍照：正面、侧面，标准的罪犯照。然后是打手模：食指、拇指、无名指，标准的罪犯存档档案。 说实话，我曾想象可能被限制自由的情形，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不是被双规，而是被直接逮捕。我没有想到我会一下子就沦为嫌疑犯。我参加工作三十余载，从农村，到各种金融机构，获得过很多荣誉称号，被认为作出巨大贡献。怎么瞬间就成了阶下囚？我罪在何处？难道又是某些领导因为南方证券破产一事要向公众有所交代而再次拿我当替罪羊？我只觉得脑子嗡嗡响，血压上升到极限。我感到愤怒、感到屈辱。但是奇怪的是，我没有感到恐惧。 我不感到恐惧，因为我扪心自问之后依然认定自己是清白的。我想这大概又是杀鸡儆猴，借我的“人头”警示他人。而当儆猴用的鸡，我已经有了经验。早在1997年，国务院调查组认为我等对当年证券市场发行过热问题负有领导责任，我也因此受到了行政处分。有人曾给我捎过领导的话：“我知道这件事与阚治东没多大关系，但是也只能这样了。” 想清楚这些，我反而冷静下来。我没有大喊大闹，因为我明白有些事情仅仅是程序，而无关正义与个人的清白。我在上海经侦总队待了有一个多小时，在那里我安安静静地完成了一个“罪犯”所需要的存档记录。 上海看守所 随后我就被押往上海一看守所。在看守所的前台，我被要求交出包括皮带在内的所有个人物品。狱医给我量了体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