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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明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复古和反复古 第一节 明代复古主义文学思想的发展和前后七子的文学思想 一、明初诗文批评 明初自洪武至宣德、正统的近百年间，文学思想上以明道宗经为主导倾向，诗歌创作上推崇汉魏盛唐。其代表人物有宋濂、刘基、高棅、李东阳等人。 1、高棅《唐诗品汇》 其论诗受严羽影响很大，以盛唐为法。他在《唐诗品汇》凡例中说：“先辈博陵林鸿，尝与余论诗，上自苏李，下迄六代，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殊欠秋实，唯李唐作者，可谓大成。然贞观尚习固陋，神龙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楷式。予以为确论。后又采集古今诸贤之说，及观沧浪严先生之辨，益以林之言可征，故是集专以唐为编也。”论诗主要以体制、声调、气格、兴象等为标准。 附录： 《四库提要》：“《明史·文苑传》谓终明之世，馆阁以此书为宗。厥后李梦阳、何景明等，摹拟盛唐，名为崛起，其胚胎实兴于此。平心而论，唐音之流为肤廓者，此书实启其弊；唐音不绝于后世者，亦此书实衍其传。功过并存，不能互掩。后来过毁过誉，皆门户之见，非公论也。” 2、李东阳（1447——1516）《怀麓堂诗话》 《怀麓堂诗话》记载：“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费侍郎廷言尝问作诗，予曰：试取所未见诗，即能识其时代格调，十不失一，乃为有得。费殊不信。一日与乔编修维翰观新颁中秘书。予适至，费郎掩卷问曰：请问，此何代诗也？予取读一篇，辄曰：唐诗也。又问何人？予曰：须看两首。看毕，曰：非白乐天乎？于是二人大笑。启卷视之，盖长庆集，印本不传久矣。” 二、“前七子”诗文批评 明代从弘治、正德之交到隆庆、万历之际的近百年间，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摹拟文艺思潮占据文坛的主要地位。 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明史·李梦阳传》“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 1、“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李梦阳《缶音集序》：“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而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 何景明《杂言》也说：“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 2、提倡学习古人格调、法式 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高古者格，宛亮者调”要求诗歌做到“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何景明批评他“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这正是李何分歧所在，同为学古，一重形迹，一重神情；一实一虚。李主气骨而往往流于刻板；何重才情而间有清新之作。 三、“后七子”诗文批评 到了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并有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作呼应的后七子兴起，把复古主义思潮又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后七子气焰高于前七子，攀龙自夸“微吾竟长夜”，自比孔子。后七子多少年得志，王世贞《艺苑卮言》批评所及，更是目空一切，但晚年颇自悔。《明史》上说“元美尝曰：吾作《卮言》时，年未四十，与于麟辈是古非今，至于戏学《世说》，比拟形似，既不切当，又伤轻薄，惟有随事改正，勿误后人而已。” 1、虽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主张灵活多变，神化无迹。 虽然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主张灵活多变，神化无迹，重视表现性情之真，讲究诗歌意境的创造，强调作家的天赋才能和对艺术的灵敏悟性，实已开公安派文学思想之先河。他说古诗之妙正在其神与境会，妙合自然，故“忽然而来，浑然而就，无歧级可寻，无声色可指”，盛唐七律，“篇法之妙，有不见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见字法者。此是法极无迹，人能之至，境与天会，未易求也。”在表现方法上完全可以按照实际情况有多种多样的变化“有俱属象而妙者，有俱属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调而妙者，有直下不对偶而妙者，皆兴与境诣，神完气合使之然。” 2、格调说 “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认为格调生于才思，格调之高超在才思之深远广博，故学习古人格调，不可在形貌上摹拟因袭，而要在扩大自己的才思上下工夫。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格调’就是一切声容意兴体制之‘总抽象’”。 邹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所谓‘格’往往是指诗歌体制上的合乎规格；所谓‘调’，就是指诗歌的声调韵律。” 3、主张学古和师心的结合 “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然耳。记闻既杂，下笔之际，自然于笔端搅扰，驱斥为难。若模拟一篇，则易于驱斥，又觉局促，痕迹宛露，非斫轮手。自今而后，拟以纯灰三斛，细涤其肠，日取《六经》《周礼》《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