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治国方略跟新加坡政治发展资料.docVIP

李光耀治国方略与新加坡政治发展 李光耀是新加坡内阁资政，前总理，是新加坡共和国的缔造者。其具有鲜明东方风格的执政方略将一个原本社会动荡、经济落后又资源匮乏的小岛引向了成功之路，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奇迹”，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发展模式。在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相矛盾时，李光耀坚定的选择了后者。他相信，政治稳定是民主和一切发展的基础，而不是相反。经济为中心的实用主义高于任何抽象的政治理念。1992年11月在马尼拉举行的菲律宾商业大会上他说：“我不相信民主一定是导致发展的因素，我相信一个国家在进行发展时所需的纪律多于民主，民主洋溢会导致无纪律和秩序混乱的局面，对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一个政治制度价值的最终考验，在于它是否能协助有关的社会建立良好的环境,以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准，并且使人民享有社会其他人士一致的最高个人自由。”李光耀为新加坡建立了议会民主的体制，却在这种体制中选择了与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相异的“一党主政”的威权主义模式。李光耀政府崇尚法治，执法以严厉著称，实行严刑峻法，一方面其法律制度，思想，分类，渊源，推理风格等方面都直接承受英国的习惯法传统。另一方面，西方的法治对于权力的制约，法治与“有限政府”相联系，可以称为“自由主义法治”，而新加坡的法治模式兼顾规制国家与规制社会，对于权力不仅强调对权力的制约，而且强调权力之间的合作，可以称为“共同体法治”。 一 、稳定发展，经济至上 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刚刚完成民族独立过程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往往很难从“意识形态执迷”的强大惯性中走出来，但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新生的新加坡就拥有一个信奉实用主义的领导人，并给了他实行实用主义的良好环境，这种环境或许是政治文化中深入华人脊髓的儒家功利主义传统，或许是东方传统的对于政治权威的服从，或许是小国寡民的现实。而对于50，60年的新加坡来说，实用就是稳定，没有什么会比稳定对于一个新国家更重要。 经济发展不是保持稳定的专门设计，经济的繁荣本身是发展的内涵，它预示着人类的一种幸福。但事实上经济的发展从来都是保持社会稳定之手段中最高明的一种。一个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不会带来一个长久的社会稳定。因此，新加坡的经济中心政策实际上也是最大意义上的国家稳定政策，新加坡稳定优先的政治发展战略必然从“经济中心“开始。 李光耀深知经济发展对于新加坡的意义，他说过：“生产力是决定我们前途的最重要因素……我们的生产力增长将决定我们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怎样的社会。”2李光耀认为实用主义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实际情况作为制定和修改政策的依据，就是从新加坡的国情出发，不轻信别人的言论，不纠缠于历史。他指出：“人民行动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行动党完全没有死守教条理论或教条政策” 李光耀相信，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从理论与现实的两种意义来说，新加坡政治上的威权丝毫没有影响经济的自由。他指出：“……我们从来没有试图通过行政管制去抗拒自由市场的力量，我们小规模的经济，使我们从来不敢尝试采取保护措施，去抗拒外来的竞争，而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不断的试图根据某些预先想好的经济，或道德的秩序去策划我们的经济。”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为新加坡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前提。对于竞争的崇尚，另一方面是对于绝对平等的抵制，李光耀深恶痛绝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绝对平均主义对于人民积极性与进取心的扼杀。他说：“如果以社会主义为名而在从新分配财富方面做的太过分，这将抑制竞争和力争上游的主动性，这样的社会主义必将失败。”4即使当“福利主义”思潮到来，西方社会像社会主义者一样从新关注平等的时候，李光耀仍然坚持竞争对于经济的主导。 李光耀反对平均主义和福利主义，不代表他对于社会保障制度和人民福利事业的漠视，福利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社会稳定之必须。李光耀政府拿出一大部分国民财富用于建立一套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人民提供住宅，教育，医疗等的福利，改善生活环境。但其福利制度，始终维持在自由市场的底线以内：即国家提供辅助而不包办；国家指导建立于公民自助之上；政府关注造血而不是输血。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公积金制度等制度都建立在自由市场体系之内而不是之上。 在具体经济政策方面，李光耀政府经济政策灵活，不断根据国际国内形势，调整发展战略。冷战期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1959 ——1965 年，经济恢复阶段。当时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贫困和失业，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政府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重点发展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工业化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二1966 —— 1979，是第二个阶段，政府重点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并以此带动其它部门的发展。这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1%，产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