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社会治安二元交叉制裁体系.PDFVIP

论我国社会治安二元交叉制裁体系 论我国社会治安二元交叉制裁体系 王彦强 内容提要 在我国，法不治众的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化后发国家的现状，表明“行政+司法”二元制裁体 系较之司法一元体系更显合理；同类型行为仅以程度区分一般违法与刑事违法的“交叉立法模式”与以行为 类型区分的“分立立法模式”各有利弊，法体系状态和法传统是我们选择前者的原因；罪量因素是“二元交叉 制裁体系”的表征，彰显刑法谦抑精神，对其明确性、行为规制机能和管辖冲突等方面的质疑，或是误读，或 是各立法模式的通病。 关键字 二元制裁体系 交叉立法模式 罪量因素 王彦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10036 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人员 210023 我国确立了社会治安制裁权由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分担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二元制裁体系， 而且在相当多的场合，同类型行为依据程度轻重区分为一般违法与犯罪，分别交由行政机关与司法机 关处置（交叉重合立法模式）；并且作为这一制裁体系的表征，形成刑法分则中为数众多的成文化的犯 罪成立罪量因素（如“数额较大”、“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等）。 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体系模式，一直遭受“有违法治要求”的强烈质疑。制裁体系的选择建构乃 是刑事法治建设的基础性问题，刑事立法的内容修正、劳教制度废止后原劳教违法行为将向何处去等 诸多现实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该基础性问题的回答。本文逐级比较二元制裁体系与司法一元体系、 交叉立法模式与分立式模式、罪质+罪量与仅罪质规定之间的利害得失，回应质疑，旨在阐明二元交叉 制裁体系存在之合理性。 一、二元制裁体系 区分对待严重反社会行为与轻微反社会行为，形成一定的权力分工或处置差异，此可谓现代刑事 本文得到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PAPD）资助。 · ·2016/5江苏社会科学 170 法学研究 [1] 法治的通例。具体方式上大体可分为两种 ： 一种是一元制裁体系，即反社会行为无论轻重均由司法机关处理。这种体系下的刑事立法，以 刑罚轻重，而非“危害程度”，区分普通犯罪与轻微犯罪：普通犯罪的法定刑一般为自由刑，而轻微犯 罪则一般是罚金刑、资格刑等较轻刑罚。例如，在英美法系，无论是普通犯罪还是轻微犯罪都由法 院处理，只是存在适用普通程序抑或简易程序的差异。在法国，刑法根据刑罚轻重区分重罪、轻罪 与违警罪，对于轻微反社会行为的违警罪由治安法院（违警罪法院、警察法庭）审判，适用更简单快 [2] 捷的审判程序 。 另一种是二元制裁体系，即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分担对反社会行为的制裁权，犯罪由司法机关处 理，轻微违法行为由行政机关处理。这种体系下，轻微反社会行为与严重反社会行为，不仅有处罚轻 重、制裁措施的不同（前者以罚金、资格刑等为主，后者主要是自由刑），还包括处理机关、处理程序上 的区别。以德国为例，德国法严格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1945年以后创设的“秩序违反”（Ordnungs⁃ widrigkeit）作为与刑法的界分，1968年将原刑法典中大部分重要的“违警罪”（Uebertretung）归入秩序 [3] 违反，从而完成了与刑法界分的立法改革过程 。1975年德国新刑法典只有重罪与轻罪，其余的包括 当时全部违章行为，以及那些过去以500马克以下罚金或者6星期以下关押进行惩罚的行为，都从刑 法典中清除转变为违反秩序行为。仅仅使用罚款惩罚的违反秩序行为的数量，仍一直处于稳定增长 [4] 的状态 。在俄罗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续颁布《行政违法行为法典》，学者也指出：“情节轻微的行 为中往往存在一定的损害及某种反社会性，但是它们未达到犯罪的程度，而是属于民法的、行政的、纪 [5] 律的违法行为或者不道德行为。” 毫无疑问，我国施行的是二元制裁体系。对此，有学者在对罪量因素的批判中，也表达了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