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证明责任3.docx

? （六）证明标准 在前面几个案件中，实际上都已经涉及到什么叫做“已经证明”，以及“没有能够证明”与“已经证明”之间界限之争的问题。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的问题：证明标准。 关于证明标准，涉及到判断是否已经证明的标准，按照最高法院《证据规定》第2条“没有能够证明就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因此证明标准在实践中争议相当大。实事求是地讲，证明标准的把握是非常困难的，每个案子的情形有所不同，即使同样一句话，由不同的证人说出来，其证明效果也会有所不同，也就是因为证据的性质、使用方法不同，可能证明的效果都有所不同。 简单地讲，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一般理论界概括为高度盖然性，所谓高度盖然性就是指证明的人已经证明到一般事务如此，多数情况下是如此，但没有能够证明绝对是如此的程度。法律规定一般情形下是从高度盖然性和一般情形来考虑的，一旦进入了特殊情形，往往在法律所能保护的范围之外了。 比较典型的是奸淫幼女罪，与未满14岁幼女发生性关系构成奸淫幼女罪，如果进入一种特殊情形，受害人的的确确没满14岁，但其生理发育、精神状态各个方面已经实际超过了14岁的一般情形，但法律绝不考虑这种特殊情形，仍然以受害者的户口年龄为界限。 法律只要是一个规则，必然存在着无法避免的教条的方面，总有人因为规则的教条而牺牲，这是没有办法的。我考大学时是在1979年，1979年以前可以带薪读书，1979年以后就不能带薪读书了，所以我说一生中30％—40％是靠运气，就看你在哪个坎上。中国人老是想不通，一旦吃亏了你要这样想：这是上帝的安排。老外特别想得通，的的确确是这样。 证明标准的高度盖然性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我们在理论上可以无限地精细划分，但在实践中高度盖然性、中度盖然性和低度盖然性是很难区分的，带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难就难在必须有一个主观的意识。去判断一个客观的东西时，必须受到自身认识主体的知识机构和社会背景的影响。我们对美的判断也是一样，一般情形下我们的看法是同样的，但在有些个别的情形下审美的差异就很大了。 “中国第一模特”吕燕，法国欧莱雅品牌代言人，西方国家认为吕燕是最漂亮的，但据我观察，绝大部分中国人无法接受。有两个搞摄影和造型的人，长期住在美国，回到中国以后挖掘出了吕燕，非常成功，现在她是中国模特中含金量最高的。我的意思是，不同的社会背景、知识机构，对客体的认识必然带上主观的烙印，证明标准也是如此。 但不是说没有客观性的一面，其客观性在于，高度盖然性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一般的人作为第三人通常是能把握的，和刑事诉讼中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是不一样的。排除一切合理的怀疑是很难的，有人认为合理怀疑是一种心理状态，即作为英美国家陪审团相信某一事实是否存在的心理状态，大陆法系就是排除一切经验法则和一般人所感知的一种合理怀疑。 为什么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高于民事诉讼？有的人说主要是因为涉及到生命、自由，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从经济学原理上分析，如果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低了，就有可能导致错案的发生，而错案的发生叫做“Double社会成本”，也就是说真正的凶手没有抓住，还把好人也关进去了。而民事案件毕竟是某一权利属于谁，从经济学原理讲，并没有减少，只是钱属于谁的问题，不会导致社会成本的双倍增加，所以从这一点讲，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由于证明方法、证据的取得不是运用公权力，如果要求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所主张的权利才能成立的话，那么民事权利无法在民事诉讼中实现。为什么不能是中度盖然性和低度盖然性？如果是中度盖然性和低度盖然性，就失去了一般合理性、一般的正义基础。 在民事诉讼中，常常把一个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加在民事诉讼中。有这样一个案子：武汉黄鹤楼在50年代被拆掉了，1982年重修，修了之后不在原来的地方，在全国征求楹联，其中有一首对联是汉水县一个退休会计写的，后面有一句“五洲客醉楚天春”，中了当时的一等奖。公布以后，华东师范学院有一个老师提出这是剽窃他的，后面两句是完全一样的。他写了一个内部报告给了武汉市宣传部，宣传部马上把作者的名字挡起来了。会计发现这件事后当然不满，在1995年起诉时法院没有受理，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其遗孀又起诉，法院受理了。法院受理以后，要原告证明对方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就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楹联是否会计自己创作的，原告说没有办法证明，因为会计是一个民间诗人，看见长江滚滚东去，自然而然就写出了这首诗，但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原告的律师说中国有句俗语“英雄所见略同”，在此景之情况下，尽管中国文化表达形式多种多样，也只能用“五洲客醉楚天春”这几个字表达。被告没有能够证明会计剽窃，所以一审败诉，二审法院直接驳回。从证明标准角度看，法官的正确问法是：雷同到这般地步，是一般情形还是特殊情形？ 证明标准难就难在一个具体的案件上我们可能无法判断。别人可能提出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