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陆按揭律师制度步入穷途的深度反思资料.docVIP

对大陆按揭律师制度步入穷途的深度反思 　　大陆金融业界八年前从香港引进按揭律师制度时，曾豪言壮语地宣称“律师见证”和“按揭审查”制度是可以如何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大陆金融业是如何及时地与国际金融规则接轨云云。但按揭律师制度从大陆开始实施之日就长期为舆论所诟病并受到小民百姓的痛恨，因为银行聘请的律师为银行防范风险却要购房者支付律师费。滑稽的是，大陆金融界曾经着力炫耀的此项风险防范机制也因2006年7月北京“豪森公寓骗贷案”案发而被击得粉碎，此案除了从实证的角度确认了按揭律师制度在大陆的破产外，也使孔卫东、战军两位律师身陷囹圄。2007年1月23日,随着北京消费者协会、律师协会、金融业协会对房贷律师费实行“谁聘谁付”的公告发布后，对大陆金融界与法律服务业界意欲维持此项强制收费的最后一点底气被无情地抽掉。至此，中国大陆按揭律师制度因丧失一切道德根据和制度支持而步入穷途。 　　从高调引进到黯然退出，使人们不得不反思中国大陆的按揭律师制度到底病从何来?同为中国的金融业界,为什么一项在香港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在中国大陆就会变成过街之鼠?我们不得不对中国的房地产业、金融业以及法律服务业之间业务合作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一些深度反思，并对其未来前景作一些适当的预测。 　　一、为什么按揭业从香港到大陆已经改变了性质?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两地金融业为自己设立的利益责任结构完全不同所致。 　　香港的金融业、房地产业、律师业和购房业主之间是一个等边三角形式的利益与责任结构。银行和律师共同组成一极，开发商和购房者各为一级,三方之间形成一个均衡的制约关系。其中，以银行和律师组成一级的利益结构最为关键,其既要防止购房者违约或资信不良,又要防止开发商的开发风险,防止出现“烂尾楼”等整体损害金融利益和出现大面积金融风险的情形，故银行与律师组成的一方不可能与开发商结成利益同盟关系,更不可能与购房者结成利益同盟关系。开发商也存在两方面的风险，其既要防止购房者违约(因为期房购房者违约时,开发商是购房者的保证人)，又要防止银行不按进度拨付按揭款影响资金的按期回笼。作为最弱势的购房者一方,更担心来自银行与开发商双方的侵权,但可以有强有力的司法权对其予以保护，其自身并不敢违约,否则承受的代价将异常巨大。故购房者与前二者之间亦天然地不可能构成任何利益同盟关系。 　　上述“硬三角”的责任和利益结构使得三方利益不至于失衡,其中主要是律师始终只隶属于银行一方,银行将法律风险和资信风险通过合同关系均合法地转嫁于律师,且银行并不从律师手中谋求任何经济利益,反而要支付律师费,律师只有提供最可靠的法律服务才可平安无事。否则，一旦有任何失误,将要承担严重的经济责任及职业风险。所以,律师最愁苦的是如何让银行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因为银行有了风险,就等于律师有了风险,故其不但不敢怠于对任何借款人的资信审查,更不用说去纵容和制造假按揭了，这就是在香港产生不了“孔卫东”们的原因。 　　按揭制度由大陆的金融界移植过来后,被进行了本质上的改造。从表象上看,各方当事人均未变化,但”硬三角”的关系却被改造为“软三角”甚至是“三对一”的两级结构。这种结构中，银行不但不再支付律师费,反而从律师那里获取一部分律师费收益,从而丧失了对律师执业成效本质上的要求和监管。开发商亦同样从律师那里分得一部分利益,且开发商考虑的是只要能从银行获得按揭款和购房者的首付款即可万事大吉了,故其对律师的工作也没有任何监督的动机。大陆的银行充分利用购房者有求于己的优势,强迫购房者代其交纳律师费,以此转嫁自己的经营成本并从中获利。开发商可以从银行那儿一次性地获得按揭款,而不用担心资金回笼的风险。此时，银行、律师和开发商不道德地结成利益同盟，把获利的利剑共同指向了购房者，在他们看来消费者是他们掘之不尽的收益源泉。正是由于银行不道德地对这种“三角”关系的不当改造，使得律师获取职业收入的对价不再是优秀的工作,而是只要能从银行那里获得准入资格即可。也就是说,律师收取律师费并不靠自己为银行的勤勉工作，而是只要与某银行挂钩能获得按揭审查的执业权就能旱涝保收了。 　　可见,按揭制度之所以在大陆产生“南橘北枳”的效果,最恶劣的始作俑者就是银行,因为只有银行可以作到这一点。银行恶意转嫁律师费的成本,使和谐有效的利益与责任制衡结构被恶意破坏，导致律师的作用被“虚置”。大陆金融业界为何能充分发挥此项“聪明才智”与我国身系何种法系本身并没有什么本质关系，故有人从我国大陆与香港系不同法系中寻求答案是错误的，其只是“言必称希腊，文必引罗马”的所谓的专家们泛法系主义的又一体现而已。可悲的是，当大陆按揭律师嫁接于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之中的同时,把自己降为了靠谋求对购房者“捆绑销售”其没有什么价值的法律服务而获利的一个寄生式的执业阶层。 　　二、律师见证为什么悄然退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