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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通史 ( 第二卷) 4 编著 侯外庐等 第九章 两汉经今古文学之争论 第一节 两汉经学的历史意义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之惭趋确立，思想学术也逐渐地庸俗化并疆尸地教条 化起来。统治阶级的有意识的统治政策，更加速这一趋势，以期巩固封建王 朝的统治。秦始皇所说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 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确道出了一般统治者的心理。为了永久地统治 人民，他们不但要求法律上的固定形式，而且还要求思想学术上有利于自己 的统一形式。汉高帝就因这个缘故，才接受了陆贾的“逆取顺守，文武并用” (史记陆贾传)的进说，并采用了叔孙通等御用儒者的礼仪形式。西汉武帝尊 祟儒术，罢黜百家，东汉章帝会诸儒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亲临裁决， 都是显著的例证。他们的用意，实和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并无两 样，所不同者，只是方式较温和，实质更刻毒罢了。学术既然定于一尊，翘 学这成了利禄的捷径，学术的正宗与政权的正统互相利用，搅在一起了。所 以说：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目，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 元始百有余年，传来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 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列传)经学既是 “禄利 之路”，遂成竞争之途。它不但在未取得正宗地位之前，与黄老之 间曾有过一番剧烈的斗争(如黄生与辕固生争论汤武是受命抑篡杀 的问题，辕固生对窦太后谓老子书为 “家人言万”；都隐然或公然 利用政权的势力去压对方)，而且在已经取得正宗地位之后，儒术阵 营里仍不断地在闹内争。所谓 “经今古文学之争”，就是其集中的 具体的表现；甚至它的剧烈程度，也不让正宗之对待异端。有些争 取正宗而失败的异端，也并不即归消灭，只是披上了 “经学，’的 外衣，以求得一插足的余地，如阴阳五行说之于董仲舒的学说，就 是这种倾向的表现。因此，中世纪的思想学术，决不是单纯的经学。 注疏之学，不仅表现某派的宗主信仰，而且表现某派所特的哲学。 例如：郑康成六艺论说：“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赂，则更表明； 如有不同，即下己意。”(释文引)所谓 “已意”，即是注者自己的 见解。 两汉经学虽然有趣今古文学之争论，但都含有多量的宗教因素，这是封 建时代的一般的特征，不独中国为然。我们知道，西洋中世纪从衰灭的旧世 界承继过来的唯一的东西，是基督教。其结果，牧师成为知识教养的独占者， 并且与此同时，一切教育，本质上也带有神学的性质。在牧师手里，政治和 法律，与其他学问一样，不过是神学的体系的一个构成部门罢了，并且也是 依照着神学上所得出的原则来处理的。教会的教义，同时是政治上的公理； 圣经的文句，在无论哪一个法院，都有着法律的效力。试把这样情况和两汉 经学思想比较一下，所谓“以禹贡治河，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当谏书”(皮 锡瑞经学历史)，几乎无施不可。甚至从宣帝至章帝，把经学当成国教，“下 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帝亲 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后汉书章帝纪)，于是经学 便以所谓 “国宪”的形式固定化起来。如果说，两汉正宗思想与西欧的有所 不同，那只是前者挂着经学的招牌，换句话说，它是经师神父化，皇帝教皇 化而已。由此可见，经学形式之所以为帝王服务并不是偶然的；而经学内部 发生那种相互以异教徒来攻齿的斗争，也不是偶然的。 第二节 经今古文学正解 首先，我们应该说明 “经”、“经学”、“今文”、“古文”等几个名 词的涵义。 第一，什么叫做 “经”？说文：“经，织从(纵)丝也。从系，圣声。” 这是 “经”字的原始的意义。后来“无学”的 “经”字的意义即从此出。释 名说： “经，经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以“径”训“经”，当 在训 “经”为“常”之后，观其末语“可常用也”可知。 关于诗书等古书籍称经的起源，有种种说法： 一、章太炎以为 “书籍得名，实冯传竹木而起”，故谓“经者编丝缀属 之称”。他说： “余以书籍得名，实冯传竹木而起。……世人以经为常，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