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解构主义逻辑实证论的比较.DOCVIP

PAGE 434/神學論集133/2002秋 倫理生活的客觀性/倫理/ PAGE 435 《神學論集》133期（2002秋）433~454頁 倫理生活的客觀性 比較天主教與朱熹的生命倫理觀 艾立勤 本文作者：艾立勤神父，耶穌會士，輔大神學院神學系畢業，義大利羅馬額我略大學倫理神學博士，現為輔大神學院院長，教授倫理神學課程。 本文作者：艾立勤神父，耶穌會士，輔大神學院神學系畢業，義大利羅馬額我略大學倫理神學博士，現為輔大神學院院長，教授倫理神學課程。 本文作者強調：人類與人類的身體有其尊嚴性，倫理規範與倫理德性也有其客觀性。本文採取對話比較的方式，為朱熹與天主教在生命倫理的立場上尋得共同的基礎與原則。兩者皆肯定：倫理原則與德性不但有其客觀性、普遍性與可知性，且其基礎即是人的善的本性；因此，依其本性，人與天主或太極有內在的關係，故人的基本尊嚴極高。且在體用關係上，兩者都認為體是用的基礎，體優先於用。因此在生命倫理的議題上，雙方（天主教與中華文化）不僅有其共同基礎、可互相學習，且可藉此交談拉近彼此距離。 一、前言 天主教在現代關於生命倫理議題的本土化上，必須承認天主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台灣有很豐富的文化，例如佛家、儒家、道家等，都可以從不同的立場切入生命倫理議題。此外，現今的台灣社會也深受西方世俗的文化影響，在這方面天主教與台灣文化有些差異，雖然可拉近距離的出發點很多，但我們選擇宋朝的朱熹做為拉近距離的出發點。 朱熹將北宋各家學說集一大成，使儒學的思想得以確立，他的影響自宋朝開始一直到民國，他的思想常作為儒家思想的正式代表。因此我們希望以朱熹的思想來幫助天主教在台灣的本土化，但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看朱熹所有的議題，所以只選擇最基本的議題做討論：倫理規範與倫理德性的客觀性；人類與人類的身體的尊嚴。 本文首先，探討天主教訓導權與聖多瑪斯皆同意倫理生活有客觀的制度，這個制度的基礎是人的本性，而且認為人能夠認出此本性的普遍原則與普遍德性。並提供教會的基本立場、現代世俗立場，與朱熹的立場來比較相同與相異之處。 其次，也將會運用現在世俗中對這議題所有的三個不同立場，來看人的尊嚴與人身體的尊嚴有何相同與不同之處。 最後，我們將看到朱熹的倫理學與形上學系統，很接近天主教的永恆律與自然道德律的理論；而且朱熹主張人的性是天理，也接近天主教的人是天主的肖像概念。因此，一方面天主教可藉著朱熹而本土化，另一方面，朱熹也成為我們的夥伴，幫助天主教答覆有些與現在世俗倫理學家不同的觀點。 二、天主教的立場 （一）教宗《真理的光輝》通諭 若望保祿二世在他的《真理的光輝》通諭中，為教會作了導正視聽的工作，明確地說明了教會真正的倫理生活。從教宗的這種釐清和分辨中，也可以看到目前教會與社會正處於道德危機中。這種危機的根源是現代有愈來愈多的人否定客觀的道德秩序，因此不了解自由與倫理真理的關係。為了解天主教對客觀道德秩序的立場，我們以聖多瑪斯為代表來說明。 （二）以聖多瑪斯為例（Thomas Aquinas, 1224~1274 A.D.） 首先，在真理的肯認上，聖多瑪斯同時肯定自然真理和啟示真理的存在，自然真理屬於哲學的範疇，人透過「理性」來到達；而啟示真理屬於神學的領域，透過「信仰」來獲得。 「神學家所接受的原則是啟示的，且以所啟示的或從啟示所演繹出來的，來思考對象；哲學家只靠理性來了解他的原則……不是視之為啟示的，而是視之為可理解的，且只能靠理性之光來了解。……某些真理適合於神學，因為它們不能靠知性來了解，而只能靠啟示來知道，譬如三位一體的奧秘就是一例，有些真理，在它們不是被啟示的這個意義下而言，它們適合於哲學；某些真理則共通於哲學與神學，因為它們既是啟示的，又是可由理性來建立的。 參閱：柯普斯登（ 參閱：柯普斯登（Copleston, Frederick）著，莊雅棠譯，《西洋哲學史(二) ：中世紀哲學(奧古斯丁到斯考特)》（台北：黎明，1988，442~443頁。 換言之，理性和信仰並非絕然二分：信仰依靠啟示光照，並以啟示為推論起點，來思考對象；而理性依靠自然理性之光，以理性來了解萬物的基礎原則 按聖多瑪斯的主張，人的理性至少有三項能力，即歸納、演繹和直覺。啟蒙運動以後，對於理性能力的肯定便顯得不完整。例如，就理性主義而言，他們太過強調演繹法和直覺的能力（在此特就倫理學而言），而經驗主義則太強調歸納能力。，進而理解對象，兩者並行不悖。哲學與神學或理性與信仰，分別以不同形式認識對象、追求真理。自然真理與啟示真理彼此補充、 按聖多瑪斯的主張，人的理性至少有三項能力，即歸納、演繹和直覺。啟蒙運動以後，對於理性能力的肯定便顯得不完整。例如，就理性主義而言，他們太過強調演繹法和直覺的能力（在此特就倫理學而言），而經驗主義則太強調歸納能力。 「在這裏，多瑪斯仍舊提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