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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基层检察院量刑建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论文摘要 近年来，我国各级检察机关经过积极的探索与总结，使得量刑建议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基层检察机关在开展量刑建议工作中仍面临着许多问题，需要从制度上、规范上进行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重视对量刑事实的调查，尽早建立规范具体的量刑标准，与法院一同建立不采纳量刑建议的说理机制，才能充分发挥量刑建议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量刑建议 量刑情节 量刑标准 2010年10月1日，“两高三部”联合出台《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量刑建议作为公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被确定下来。检察机关推行量刑建议工作对于制约法院量刑裁量权，保障司法公正，加强法律监督，提高诉讼效率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量刑建议工作推行时间不长，检察机关在实施量刑建议工作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为例，从其量刑建议工作实施的基本情况入手，对基层检察院在开展量刑建议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以期寻求进一步完善量刑建议工作的方法与路径。 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基本情况 2009年12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关于推广量刑建议改革的意见》，结合具体工作经验及工作实际制定了《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实行量刑建议工作细则（试行）》，对实行量刑建议的基本程序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至此，该院量刑建议制度正式建立。 随着量刑建议司法实践的逐渐展开，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正式实施，该院也结合自身情况对相关工作制度进行了修改完善，并制作了量刑建议书模板，统一了量刑建议书的格式，使量刑建议工作进一步完善。 由于该院规范了量刑建议书的提出程序及具体内容，将量刑说理纳入量刑建议书中，承办人在制作量刑建议书时需要将认定的量刑事实及其对量刑的具体影响写入，并进行释法说理，对于承办人提出的每份量刑建议，都需要报处长及主管检察长进行双重审批，因此发出的量刑建议质量较高。自全面开始实施量刑建议工作以来，该院针对《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中涉及的十五类常见罪名，以量刑建议书的形式，在提起公诉时一并发出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率高达80%以上，量刑建议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也凸现出一些问题，需引起重视。 二、 量刑建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 侦查机关不重视收集证明量刑情节的证据材料 准确量刑的基础是对涉及量刑情节的事实有全面而充分的掌握。在实际办案过程中，侦查机关往往注重调查证实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案件事实，而忽略了调查影响量刑情节的各种事实，同时侦查机关多注重收集证实犯罪嫌疑人罪重的证据，而忽视了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从轻减轻情节的证据材料。如在张某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中，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已赔偿被害人损失，并与被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但侦查机关未将该和解协议调取，导致移送审查起诉的卷宗材料中没有证明此量刑情节的证据材料。 侦查机关对涉及量刑情节的证据调取不积极、不主动，容易导致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依据不足，从而影响量刑建议的质量。 （二）量刑幅度过于宽泛、量刑标准难以把握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虽然对故意伤害、盗窃等十五种罪名的量刑作出了相应的操作规定，但其规定的量刑情节幅度过于宽泛，在确定量刑起点、确定基准刑和根据量刑情节确定从轻、从重、减轻、减重的幅度三个环节都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余地。而量刑情节本身内涵复杂、多样、不易把握，当一个案件中有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如何确定各种量刑情节的幅度，如何确定各种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影响，往往只能依靠经验和个人意识，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其直接后果就是可能导致相似案件却得出完全不一样的量刑结果。例如某人犯故意伤害罪，持凶器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系累犯，有自首情节，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获得被害人的谅解。按照《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来对此案件进行量刑，则最低可量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最高则可量有期徒刑六年，面对如此大的差别，如何适当的量刑，只能靠公诉人依据经验去判断，这就给量刑建议的准确率打了折扣。 这种过于宽泛的规定，还容易导致在刑罚种类的选择上出现偏差，特别是在轻微刑事案件中关于有期徒刑和拘役刑的选择上。以盗窃罪为例，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可对被告人判处的刑罚有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三种，至于如何选择，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在目前实践中，基本依靠审判人员的经验来判断，这就使得这类案件的量刑建议具有不确定性。如本院办理的两起犯罪情节相当的扒窃案件，因为法院审判人员不同，就做出了拘役四个月和有期徒刑六个月两种判决，这无疑给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工作造成了困扰。 （三）检法在量刑情节的认定及量刑幅度的选择上存在分歧 首先，对于被告人是否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