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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程度估算研究综述 摘要：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全球价值链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的层面广泛的覆盖了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程度估算；研究 1国家层面 Hummels、Ishii和Yi（2001）首次采用14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计算了垂直专业化程度（具体地，出口国外附加值）。他们发现这些国家的出口中有21%来自于国外进口，并且在1970到1990年间以大约30%的速度增长。Johon（2014）测算出国家层面的出口增加值后，总结了总出口和出口增加值之间差异的五个关键事实。 高运胜、甄程成和郑乐凯（2015）借鉴Wang、Wei和Zhu（2013）提出的总贸易核算法，并利用国家间投入产出表（WIOD）数据库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与欧盟国家、行业和双边贸易部门层面制成品出口增加值的构成。结果表明，虽然中国融入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体系程度较深，但是国内增加值率整体呈下滑趋势，且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从事附加值较低环节部分的制造，存在一定的价值链低端“锁定效应”。 Nagengast和Stehrer（2016）指出总双边贸易平衡和双边贸易增加值平衡之间存在差异，不同于之前文献主要是关注于这两者数字上的差异，他们还分析了导致这两者差异的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本国的需求等。此分解方法也是对Koopman、Wang和Wei（2014）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测算方法的完善。 Los、Timmer和deVries（2016）使用“假设提取”方法为Koopman、Wang和Wei（2014）提供了更简单和直观的基础。他们计算出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哪一部分可以归因于与出口有关的生产，将其定义为出口国内增加值，表示为出口总额的份额，这是对国家垂直专业化贸易程度的度量。他们证明这一度量可以通过仅使用国家投入产出数据来计算。他们还指出如何阐述Johon和Noguera（2012）提出的在出口中作为国内附加值的一部分的“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概念。随着近期可用的全球投入产出表（Timmer等，2014）的发展，该方法为开展中国家间复杂的增加值流动分析提供了新机会。 Ju和Yu（2015）将中国投入产出表，企业层面制造业数据和交易层面海关数据纳入统一的价值链框架，研究中国所有行业、地区和企业的价值链位置，并且用该框架分析了企业在价值链上的生产和出口行为。他们发现：（1）上游企业的启动资本存量和年度投资费用都更高，这使得上游企业资本更加密集；（2）这些上游企业的生产力和盈利能力都更高；（3）与直觉相反，经常被认为劳动力更丰富的欠发达省份，却集中在资本密集型上游行业。他们认为，中国在1964年至1980年间实施的“三线建设”政策可能对这种反直觉的发现起到一定的作用；（4）2002年以后，生产和出口上游水平值都有所增加。 Francois、Manchin和Tomberger（2015）用不同版本的GTAP数据库构建了覆盖1992年至2011年中间断年份的全球生产和贸易增值结构数据库。数据显示，过去二十年来，商品和服务的增加值占贸易总额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这与垂直生产分散化趋势一致。另一方面，商品行业（包括间接出口）的增加值小于出口总值，而服务业中增加值高于总出口值，表明贸易中服务的重要性。通过一个截面例子，他们发现了一些例外（如印度和新加坡等），更发达国家的服务密集型出口一般都比较多。另外，在考虑进口商品和服务之间联系的同时，可以看到服务业对于国家的总体成本结构和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行业层面 Daudin、Rifflart和Schweisguth（2011）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法，通过GTAP数据库测算增加值贸易，并且回答了“世界经济中谁为谁生产”的问题。他们计算了1997年、2001年和2004年66个地区和55个行业的增加值贸易，以及2004年113个地区的增加值贸易。一方面，他们指出在1997与2004年间，垂直化贸易在总贸易中的比例不断上升；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值贸易识别了进口的最终生产商，解释了“谁为谁生产”的现象。 Johon和Noguera（2012）则基于投入-产出表和双边贸易数据计算出双边贸易的价值增加额，并且将出口增加值和总出口之比用作衡量生产分享密集度的指标。发现相对于服务业，制造业的该指标更低。另外，Nagengast和Stehrer（2016）对Koopman、Wang和Wei（2014）提出的垂直?Ｒ祷?测算方法进行完善，指出总双边贸易平衡和双边贸易增加值平衡之间存在差异，并且分析了导致这两者差异的一系列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本国的需求等。 魏浩和王聪（2015）借鉴Hummels、Ishii和Yi（2001）及Koopman、Wang和Wei（2009）的计算方法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的评价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