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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传统的历史叙事 环绕公共性中轴的“德”与“法” 直面“邪恶”的知性真诚 “民主”对“共和”的革命统驭 防御性的制度设计理路 “共和”风度及其平衡功能 一、环绕公共性中轴的“德”与“法” 英语“共和”（republic）一词，源自拉丁文“res publica”，意为“公共事务”或“公共事业”。 按照西塞罗的经典界定，一个政治体系若在“公法” 和 “公益” 的基础上聚合民众，并将国家当 作一项 “人民之事业” 来实施治理，便可称为共和国。 “天下为公”的价值信条 ——国家是属于全体公民的“公有物”，而不是属于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私有物”； ——公共权力体系原则上向全体公民开放，而不能为个别人或少数人排他性地把持； ——参与国家治理的公民应该将促进共同体的公共利益摆在优先地位，而不能假借公权来满足私欲、争夺私利、中饱私囊。 “反腐败”的首级议题 惟追求共同体公共利益的“ 善治 ” 政体，才是“正宗”的政体形式；那些谋取个人或集团私利的“腐败”政体，则只能用为“变态”的政体形式来定性。 如何保持政体的“正宗”而防止政体的“变态”？古典共和传统对这个问题的索解衍生了两条互补的思路。 德治路线 通过教化和培养，引领公民对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做出优先性的价值选择。此乃“积极”的作为。 “好”公民不仅享有参政权利，而且必须诉诸参政行动。他要学修辞，掌握论辩技巧；还得劳筋骨，苦练杀敌本领。当然，最为根本的，是要养成大公无私的优良品格和赤诚无畏的爱国情怀。 普通公民若奉公守法，已能维系良好的公共秩序；而精英人才要是一心向公，则优善的国家治理就更有保障了。正因如此，培养好公民的“育人工程”便成了共和国常态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法治路线 通过混合均衡，防范公权蜕变为操控在个别人或个别集团手中的私器。此乃“消极”的守护。 共和国既为全体公民所 “共有”，那么，公共权力就应为全体公民所“共享”，公共事务则当由全体公民来“共治”。 最好的国家体制应该包含 “卓越的王政因素，同时把一些事情分出托付给贵族的权威，把另一些事情留给民众们协商和决定”。 按照混合均衡的制度设计理念，政治生活的“公共性”应该防范各种形式的公共权力“私有化”——“僭主化”、“寡头化”以及“平民化” 古典语境中的“共和”与“民主” 在亚里士多德梳理的政体谱系中，“民主” 被归入 “变态”的政体形式，连 “正宗” 的合法身份都不具备。原因或许有两点。 一是“德性”考虑：作为民主政治主体的多数平民，通过公民教育，也许能做到奉公守法，但是，其品味低俗、眼光肤浅的基本状况却法改变。 二是“均衡”考虑：因生活窘迫，底层平民容易在怨恨情绪左右下偏执地表达利益诉求，所以，他们一旦大权在握，难免会以穷人的立场断是非，恃强逞暴，从而扭曲良政善治的根本宗旨。 古典语境中的“共和”与“王政” 与苛求“民主”的态度相比较，古典共和主义者对“王政”的要求显得更为宽松。 理想考虑：一种主持公道、关爱国民、依法而治的君主政体实为优良政体。 现实考虑：君王因素代表着混合政府系统中的一个强大“执政官”，其决策模式的相对单纯，以及建立在权威基础上的统一指挥和统一调度，实为大国治理所必须。 二、直面“邪恶”的知性真诚 共和的现代转向 ——大国何以共和？ ——商业社会何以共和？ 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方位 ——思想史上的流行意见：政治与道德的分离 ——新共和主义的论点：公民参政/道德关切 ——施特劳斯门派的看法：“《君主论》隶属于《李 维史论》” 君主与新秩序的奠基 国家建设任务: 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是不是现代国家的样板？ 商业社会背景：为什么不选择市民阶层而选择专制君主？ 马基雅维里的立场：为什么不喜欢古希腊而偏爱古罗马？为什么首肯那些建功立业而品行不端的枭雄，却不把高风亮节的西塞罗放在眼里？ 马基雅维里的道德观 “优秀”和“卓越”的新阐释：德性的中立化与工具化。 道德洁癖的祛除：“勇敢”是狮子般的“力量”；“智慧”乃狐狸式的“精明”；“节制”只能被理解为权衡利弊得失的“审慎”；至于历来受人尊崇的“正义”，也绝非目的论意义的“自然正当”，而不过是工具论意义的“行为妥贴”。 现代共和政制中的“强大执行官”。 马基雅维里与共和传统 因为揭穿人性的残酷本相，马基雅维里将古典共和传统的“德治”维度屏蔽起来，甚或暗示人们此路不通；但也出于同样的缘由，他在客观上又将古典共和传统的“法治”维度凸显出来，婉转地启发人们这是康庄大道。 孟德斯鸠所谓“以权力制约权力”、麦迪逊所谓“用野心对抗野心”等等，就是沿着这条大道，基于对人性的深深忧患而提出的制度设计理念。此乃宪政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