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症的研究现状及展望.doc

b b 精神分裂症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一、 病因及病理学研究 1.1 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 目前认为精神分裂症是由遗传与环境相互作用所致的复杂性精神疾病。基于早年的遗传学研究结果曾提出精神分裂症可能包括多个微效基因突变，近几年通过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s）有了更重要的发现，几项GWAS研究已经从700多个基因中筛查出近百个与精神分裂症可能关联的易感基因。美国精神疾病全基因组研究联盟（Psychiatric Genomics Consortium，PGC）汇总了来自19个国家60个研究所的遗传学数据，发现五种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孤独症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还共享着同样的致病基因（跨疾病易感基因）[3]。目前认为精神分裂症的遗传风险可能包括多个常见微效基因突变和少数高效能罕见基因变异，罕见基因变异可能占到约20%的贡献。这些发现让研究者非常兴奋，并且希望能够继续发现抗精神病药的遗传学靶点。未来精神分裂症的遗传研究除了在研究方法上要不断改进，而且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寻找疾病致病基因需要很大的样本量。如2013年Ripke等[4]从21,00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筛选出22个变异在全基因组水平可能与精神分裂症关联，目前研究团队已经将样本量扩大到35,00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和47,000名健康对照，PGC的目标研究样本是100,00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因此，未来跨国多中心的合作非常必要。精神分裂症遗传学研究者提出了这样的标语：“精神分裂症：一个最后揭示的现实（Schizophrenia genetics---a reality at last）” [5]，反映出未来精神分裂症遗传学研究的挑战。 近年来有研究者提出“精神分裂症可以解释为是个体对社会环境因素的适应障碍” [6]。虽然说精神分裂症有较高的遗传度，但疾病的发生通常与多种环境因素相关，如起病于青少年后期或成年早期，在城市环境中成长、使用毒品或大麻、经受过早年创伤，特别是在胚胎发育期损伤或产伤的个体，具有更高的患病风险等。大量研究结果显示早年的社会、认知和情感发育与成年期精神健康非常重要，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的认知改变和精神病性症状，不仅仅涉及到个体注意、记忆、信息处理速度和推理过程，还包括社会认知领域的异常，如归因、意图、情感等[7]。社会认知是个体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志作出推测和判断的过程，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形成代表个体自我的一个重要过程，及个体行为的基础。因此社会认知的损害可以使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现出各种精神病性症状，如偏执妄想可能是个体对他人行为的伤害性错误归因所致。大量研究结果提示了环境因素作用的生物学基础，早年的忽视或者生命周期中的环境伤害，使体内应激信号通路脱抑制，从而破坏大脑神经环路的反应，如前额叶皮质功能异常，患者则表现出各种精神病性症状。并且其它的生物学机制可能也参与了环境因素对精神症状的影响，如很多研究发现反复暴露于应激环境中，会引起哺乳动物中脑边缘系统多巴胺能神经系统在多个生物学水平表现异常，包括分子转录水平、神经元放电活动、信号传导通路、D1或D2 受体水平、电生理学水平、神经元树突结构以及多巴胺受体敏感性等方面均出现异常。因此在精神分裂症的发生中，遗传因素使个体某些神经元或神经环路在特定的发育阶段对某种环境因素更敏感，基因通过改变环境敏感性，影响到个体患病风险。而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发展，部分是由于个体对环境的不同敏感性所致，特别是在社会（social）脑发育敏感期中，负性社会应激或使用活性物质影响到脑功能。由于大脑的发育轨迹呈动态变化，且对特定环境因素敏感的时期不同，未来的研究重点则应当纵向研究基因-环境的相互作用，寻找精神病性症状发生的原因和发展轨迹，既要在研究方法学上有创新，同时需要多学科团队合作。 1.2 神经生化研究 源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研究证据，如给予能增加胞外多巴胺水平的化合物，安非他命，可以诱发类似于精神分裂症样症状，抗精神病药的临床疗效与其对多巴胺受体的亲和性相关，有学者在1976提出了精神分裂症第一个病理机制假说，即精神分裂症可能是因为多巴胺受体敏感性异常所致。这60年来，“多巴胺异常”假说一直作为精神分裂症病理征的理论基础，是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最近发现了多巴胺参与精神分裂症发病的更直接证据[8]。多项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前驱期患者，脑内多巴胺的生成增加，活性增强，且特异性地发生在最终发展为精神分裂症的这些个体中[9,10]，不同于抑郁症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黑质特异性地表现出酪氨酸羟化酶显著增高[9]，来自精神分裂症患者尸脑组织的研究发现患者背外侧前额叶皮质突触前D2自身受体水平增高，突触后的水平下降，且患者的D4受体水平高于健康对照6倍[11]。这些结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脑内从中脑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