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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的影响 　　焚书坑儒，又称“焚诗书，坑术士(一说述士，即儒生)”，西汉之后称“焚书坑儒”。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以下是小编收集的焚书坑儒的影响，仅供大家阅读参考!焚书坑儒的影响　　“ 焚书坑儒”造就了中国“大一统”格局 “焚书坑儒”一直是秦始皇残酷暴戾的证据，被后世天下学人唾骂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现在某些人一想到这个历史事件，仍然耿耿于怀，恨不能掘墓鞭尸，恨不能穿透两千多年的时空，对秦始皇敲骨吸髓。这种仇恨实际上是后来的文人们潜意识里面的集体恐惧，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从感情上来说，老僧也觉得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手段过于激烈，对当时的儒生们的确是太过残酷，他完全可以采取更缓和的一些方法。不过如果要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最好从该事件产生的效果来评价，而不要采用道德或者感情的标准。那么焚书坑儒的历史效果是什么呢?我认为通过这件事情之后，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格局。　　先来看看“焚书坑儒”的实质，“焚书坑儒”的实质其实是统一思想的运动。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政治结构上，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在经济领域内，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　　。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一统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强暴力能够控制的要素。但有些东西是国家强力结构很难驾驭的，特别是在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结束，百家仍然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条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大敌。　　因此，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统措施还不行，最关键最长远的统一要素是思想的统一，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才能让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有效。而当时最大两种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是尊古的，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偏偏是新事务，他采取的措施也都是些新措施，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儒家理念的，而当时六国贵族，也借着儒家的“克己复礼”妄图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所以，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因此，秦始皇在找到了几个儒生茬之后，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就开始了，手段是激烈了点，但客观效果明显的。　　虽然统一的秦朝只持续了十几年，但秦朝以后的所有统治者，无一不把统一思想看成维护统治的关键手段，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大一统思想正式形成。此后所有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把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核心思想。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秦朝“坑儒”，和汉朝的“尊儒”，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要统一思想。实际上从汉朝以来，所有的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施行的“阳儒阴法”，或者是“实法名儒”，就是表面上是采用儒家观点，实际上却是法家的手段。皇帝用法家的方法统治天下，而用儒家的学说教化百姓。　　法家强调的是权、术、势，古人把这些东西当成是帝王术，作为驾驭百姓群臣的方法;而儒家学说主要是强调仁和礼，仁和礼最大的益处就是从道德上形成行为自觉，而不用采取暴力措施，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好工具，所以历代统治者都用儒学教化天下。而当年秦始皇由于没有认识到可以儒学是可以利用的，所以采取了激烈手段。但焚书坑儒实际上是定下了阳儒阴法的调子。所以，我认为焚书坑儒造就了中国的大一统。焚书坑儒对文学的影响　　秦始皇在实现统一之后第八年和第九年做的两件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焚书”和“坑儒”，折射出秦帝国的政治方向和文化原则。但他不会想到，这些决策后来会成为千古议论的话题。如宋人朱熹所谓“焚坑之祸”，元人张九垓所谓“焚坑之厄”，明人郑真所谓“焚坑之惨”。更为著名的自然是毛泽东“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的诗句(“要商量”或引作“待商量”，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作“要商量”)。　　一、“烟燎之毒”：中国文化的浩劫　　《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于“焚书”事件的明确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制曰：‘可。’”《史记·李斯列传》记录李斯上书：“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又记载：“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　　对于秦“焚书”导致的先秦文献的破坏，很早就有人提出疑议。如《通志》卷七一《校雠略》载录《秦不绝儒学论》以“臣向谓”的口气言“秦人焚书而书存”，又说“诸儒穷经而经绝”。论者说，先秦就有《诗》《书》亡逸情形，“皆不因秦火”;又说，“自汉以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体味其原意，在于揭示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