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瓷器与汉藏文化艺术交流.PDF

代瓷器与汉藏文化艺术 本文拟通过对西藏和内地传世的清代瓷器的分析，以及对 雍正王朝虽只有13年，但内地与西藏之间的往来十分频 相关档案史料的挖掘、整理，阐明清代瓷器在汉藏文化艺术交 繁。这时期清廷赏赐给西藏上层的瓷器在总体数量上虽无法同 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增进对汉藏文化艺术交流的了解， 康熙、乾隆两朝相比，但在赏赐给藏族权贵瓷器的单批数量和 并且对瓷器所承载的中华文化的丰富内含，做进一步的认识。 频率上应不亚于康熙朝，还有不少景德镇御窑瓷器精品被传入 一．清代瓷器在西藏的流传及其影响 西藏。如：西藏博物馆藏雍正釉里红三鱼纹高足杯、后藏康马 清代瓷器输入西藏，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数量最大、 县文管会藏阴刻“大清雍正年制”款的二龙戏珠纹影青瓷高足 品种最多，制作最精。 碗[33。釉里红、影青瓷并非清代瓷器的主流产品，既然它们 康熙官窑瓷器在西藏各地均有流传，品种主要有青花、五 也能被赏赐给西藏上层人物，那么其它如青花、粉彩之类常见 彩、釉里红、白釉等，其中以青花瓷最为常见。其它如黄釉、青 瓷器品种传入西藏是理所当然的。 花玲珑瓷、虎皮三彩等珍稀品种在雪域也有少量存世。后藏萨 乾隆时期有关赏赐西藏上层人物瓷器的记载，除见于《清高 迦寺就藏有带“大清康熙年制”款识的黄釉二龙戏珠碗[1]； 宗实录》外，在乾隆时期的档案中也得到较多的反映。各类档案 前藏山南地区文管会藏青花龙纹玲珑瓷盘[2]，盘内底绘龙纹、 中有关赏赐的记载远较史书详实，涉及到瓷器的具体品种、器 蝙蝠，内壁有一周叶状玲珑纹饰，其制作精细，与黄釉二龙戏 型、装饰、数量等，从中可了解到乾隆朝清廷赏赐给西藏上层人 珠碗均属珍贵的御用瓷器；西藏博物馆收藏的虎皮三彩多穆 物瓷器的具体细节，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 壶，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藏式瓷器珍品，它是康熙后期景德镇 年)皇帝给八世达赖喇嘛坐床颁赐的敕谕中详细开列所颁赐的 窑工将新创烧的虎皮三彩工艺与藏族用于盛装奶、酒等食物的 50余项礼品，“洋磁轮一对”是其中的一项[4]。乾隆四十六年 金属、皮质器物造型结合于一体的汉藏艺术合璧的典型作品。 (1781年)册封八世达赖喇嘛，随册赐金银器、缎匹、哈达等物，此 青花玲珑瓷、虎皮三彩是康熙朝景德镇窑的品名，由于制作成 外还赏给“玻璃器十、磁器十”[5]。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正月乾 本高，烧造数量有限，这类瓷器即便在内地也并非常见之物， 隆帝分别赏赐达赖、班禅等西藏上层人物金银器、玉器、珐琅、玻 其能在西藏的不同地区流传，表明康熙时期传入西藏的瓷器品 璃、瓷器等诸多礼物，赐班禅礼品中有“瓷花瓶一对”，赐达赖之物 种、档次、数量均较为可观。 含“描金瓷碗一对”[63。从保存至今并不完整的乾隆朝档案中所 西藏传世的康熙时期瓷器造型多为碗、盘、瓶、壶等Et用器 获得的相关信息虽然有限，但已不难想见当时清廷赏赐西藏上 皿，多穆壶、僧帽壶所占比重较小，还有净瓶等宗教用器。其装饰 层人物瓷器较为频繁，一般情况下，加赏礼品中多含有瓷器，数 题材十分丰富，除继承元、明时期作风，采用适应藏族人民审美 量不等，且有作为佛教供器的瓷法轮和描金瓷碗这类高档制品。 需求的纹样外，更有大量同时期内地流行的纹饰，包括各种吉祥 乾隆之后嘉庆、道光，直至清末光绪朝，瓷器仍继续通过赏 图案和来源于戏曲、版画的人物故事图等。如：西藏山南地区文 赐、贸易输入西藏，只是品种、质量无法同清朝前期相比。目前笔 管会收藏的二对青花瓷瓶，均书“康熙年制”楷书款，一对绘双龙 者尚未获得西藏传世的清后期各朝瓷器的详实资料，但相信清 纹；另一对绘仕女、灵芝、仙桃、梅花鹿等，表现内地民众普遍喜爱 后期瓷器在西藏传世一定有相当数量。或许是因为其时代晚近， 的“灵仙祝寿”的吉祥主题。西藏博物馆收藏的一对五彩人物故 制作工艺不及康、雍、乾三朝，而不受相关部门重视，未被刊布。 事图棒槌瓶，采用康熙五彩典型的装饰布局形式，瓶身两面长方 清代还有为数不少的传世民窑瓷器保存在西藏，据西藏自 形开光内分别绘人物故事图，一画中有庭院仕女，并有一人正 治区文管会主编的各地文物志记载，传世民窑瓷器有青瓷、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