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公平的制度难题.doc

考试公平的制度难题 2009年1月21日【中国保险报 被称为“中国第一考”的公务员考试，今年传出“史上最多”的逾千人作弊，其中集团性作弊的有５１５人，高科技作弊已成主要方式。通过电脑甄别雷同试卷的方法，有近７００人被“揪”出；部分由此被判“吃鸭蛋”的考生，提出了异议。有关负责人则说，对雷同试卷认定作弊有科学依据，不存在“误伤”，不会冤枉任何一名考生。（１月１８日新华社） 对这个说法，笔者的基本想法是：假设无任何作弊，那么出现“雷同试卷”的概率有多少？这如何进行科学测算？毕竟这次公务员考试有７７万余人参加，如果这７７万多份考卷里，“凑巧”确有非作弊式的“英雄所见雷同”，那不就麻烦了吗？想起一个“会有两个人头发丝一样多吗”的“难题”，回答是：有的，因为人的头发一般只有几万根，而人口总数是数以亿计，其中头发相同数量的很多。那些由选择题构成的考试项目，“自然雷同”的可能性恐怕难以排除。“自然雷同”与“判定雷同”是两个概念，把非雷同试卷判定为“雷同”的概率小到近乎无，但“自然雷同”的非作弊卷也会被你一股脑儿判定为“作弊雷同”，这里的逻辑漏洞是必须看到的。 用电脑来甄别，是高科技的，也是机械性的。若不揭露作弊者，那是对诚实者的不公；若因机械的方法伤及无辜，那则是对无辜者的不公。这是一个寻求考试公平的制度性难题。从原则上说，笔者赞成从严反作弊。对反作弊的利弊分析，总体上也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一场为了和平的正义战争，可能会伤及无辜，但它无法因此而不战。作弊如果越演越烈，对教育、对官场、对社会、对个人，都会贻害无穷。 在我国的千年科举史上，作弊与反作弊，犹如孪生兄弟，防范措施越来越严密，作弊手法越来越高超。魔道斗法，形影难离；屡反屡弊，屡弊屡反；究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到了清代科场，作弊之法与反作弊之法，是集千年历史之大成了。“飞鸽传递”这样的“空中远程”作弊手段都派上了用场。对作弊者，清朝处罚不可谓不严，动辄处斩，还牵连家室；可是求功名求官位的吸引力往往胜过被揭弊的恐惧。 个人可求取功名，社会须求得公平。舆论监督是重要的。大清重臣李鸿章1896年访问美国时，曾批评中国当时的“报纸”讲真话很吝啬。那时的邸报，多说好话，那年的“新闻”倒有一篇具有“舆论监督”色彩，是报道一位袁姓御史的奏折，称自从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封官加爵作为奖赏已成了大清政治生活的陋习，只要花钱、未经任何考试也能得到功名，寒窗数年的读书人不能公平地取得一官半职。“公平”作为普适价值，认知是一回事，实践又是一回事，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与制度环境，它确实是镜花水月。 社会性的公平寻求，更是个难题。公务员行当大大优越于其他领域，才导致千马万军参与“第一考”。这意味着领域性的不公平对人才的影响力、吸引力之大。对国家来讲，千马万军要“考”进公司企业、投身经济发展一线，那才是幸事；从社会上看，考试与分数是发现、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但它不是任何领域的唯一手段，因为许多人才不是“考”出来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告诫该省公选出来的新官：别以为考得好就干得好。 对个人而言，诚实永远比优秀更重要。只有诚实才能换来公平公正。但“作弊”不仅仅是个人化的，而往往是社会性的，也不只存在于教育领域。美国学者戴维·卡勒汉所著的《作弊的文化》一书，说的就是广义的作弊“劣文化”。考生之外，教练、运动员、公务员、律师、会计师、股票分析师等等，都有可能成为作弊者，“作弊案例的增加，反映出今日人心深沉的焦虑与不安”。 公务员姓“公”，最需诚实者，要努力避免使诚实者“受伤”、受到不公待遇。对自己认为被“误伤”的，应该有个案求证的制度安排，比如可申诉，可当面“对质”“听证”，或可进行行政复议等等。追求种种公平，毕竟有赖社会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