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诗歌之比较.docVIP

-- 中西诗歌比较 诗歌被誉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最高体现，同时诗歌也是时代、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由于中西文学传统、民族心理习惯和表达情感方式上的差异，造成了中西古典诗歌在诗歌观念、创作实践等方面的差异。中西诗歌，于巨大处，反映了时代和民族的气质；于细微处，倾吐出个人幽深奥秘的心声。归纳起来，差异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西方诗歌重叙事诗，中国诗歌重抒情。 在西方，最早的诗篇是叙事诗。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圣经。旧约》中的“雅歌”，是西方诗歌的先驱，它们开创了西方叙事诗的传统。西方文学沿着这个传统发展下来，在以后很长的时间内，叙事诗一直处于诗歌的主要地位。强调模仿，侧重故事的情节结构和人物个性的描写，这就成为西方叙事诗传统的重要特征。欧洲封建制度建立以后，出现了歌颂英雄们忠君、爱国、护教的英雄史诗。如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和俄国的《伊戈尔王子远征记》等。十七世纪，伟大的诗人弥尔顿写下了《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三部伟大的史诗。英国诗歌的高潮浪漫主义时期，拜伦写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和《唐·璜》，雪莱写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都是史诗类的诗篇或诗剧。 而中国，中国的诗歌传统是以抒情诗为主。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所收的诗几乎全是抒情诗。它开始了重抒情的传统。《楚辞》也是抒情诗，特别是《离骚》：它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抒情诗画幅的天地，表达了诗人悲哀、苦闷、渴望和怨恨的情感。以后的汉魏乐府诗、唐诗、宋词大都是抒情的。在元代杂剧和明清传奇中，包含着大量的抒情诗，散曲也是抒情诗篇。 二、西方诗歌重宗教情操，追求永恒；中国诗歌重视现世人生，追求实际。 西方受基督教的影响深远，即便是非宗教题材的诗作，也含有至上的神的意识，透出浓郁的宗教气息。基督教徒认为现世人生充满痛苦，青春韶华与幸福易逝，只有在绝对永恒里灵魂才拥有真幸福，而死亡能达到灵魂的永恒。因此西方许多诗歌重出现了死亡主题，且以超脱平和的心态面对死亡。如女诗人艾米莉·狄更生的《因为我不能停止等待死神》中，作者用拟人的手法使本来狰狞的“死亡”变得像绅士一样慈祥有礼。诗中最后两句“那一天，我初次猜出，马头，朝向永恒——”就说明诗人把死亡看作是永恒，全诗将死亡宁静化、神圣化了。 相比之下，苏轼的悼亡妻的词作《江城子》却显得无限凄凉。在中国人眼里，死亡意味着决绝，虽然佛教声称人死可以转世，道教声称人可以成仙，仍然可以相见。但讲究实际的中国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太深，注重现世生活，对死后的情景不感兴趣或觉遥远，逝去的人总会为生者带来无尽的悲痛与伤感，任什么宗教都难以抚平他们心中的创伤，因此，中国以死亡为主题的诗歌往往情真意切，催人泪下，而达不到西方诗歌中对死亡的超脱与平和的境界。 三、西方言情诗铺陈奔放，中国言情诗含蓄精炼。 西方社会表面上虽以国家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个人主义。爱情在个人生命中最关痛痒，所以尽量发展，以至掩盖其他人与人的关系。说尽一个诗人的恋爱史往往就已说尽他的生命史，在近代尤其如此。西方诗人们从不羞于表达自己的任何感受，在诗歌中往往表现出喷薄而出的浓郁情感，令读者为之律动。中国社会表面上虽以家庭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兼善主义。文人往往费大半生的光阴于仕宦羁旅，“老妻寄异县”是常事。他们朝夕所接触的不是妇女而是同僚与文字友。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倾向于含蓄蕴藉，说话行事委婉曲折，中国诗人推崇备至的境界是“言有尽而意无穷”，讲究的是不露痕迹的含蓄隽永。 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至上”的口号。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真正的恋爱往往见于“桑间濮上”。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象隋炀帝、李后主几位风流天子都为世所垢病。我们可以说，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 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中国诗人即使写爱情，多写婚后的惜别与“怨”，中国爱情最善于“怨”，春怨、宫怨、闺怨无一不是表现爱情得不到对等响应的苦闷、怨愤，而这怨愤又与痴情缠绵交织，形成了中国爱情诗在内容主题上的别具一格。 西方的言情诗在艺术表现上，情感表达热情奔放，总是竭尽渲染、夸张之能事，诗人们擅长铺陈，直抒胸臆，倾诉爱慕之情。而中国言情诗无论抒写亲情、友情、爱情都显得委婉含蓄，蕴藉感人，尤其是爱情诗，中国诗人善于细腻含蓄的表达宫闱女子的心理状态及其微妙变化，较之西诗，显得情感平静，波澜不惊。如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壻觅封侯。” 四、西方诗歌多透出巨大力量与哲理沉思，中国诗歌多注重自然与情趣的契合。 在中国和在西方一样，诗人对于自然的爱好都比较晚。最初的诗都偏重人事，纵使偶尔涉及自然，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