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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差异化比较 摘要：在传播学上，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虽然同属批判学派，但是两者对媒介及文化的理解上存在分歧，对受众分析态度存在很大差异，研究方法也大相径庭。 关键词: 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差异 传播学的研究通常分为两大学派，即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经验学派和欧洲为代表的批判学派。他们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实证主义和科学精神是传统经验学派的思想基础，人文主义和伦理判断是批判学派的思想基础。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作为批判学派，他们都强调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关系，都对资本主义社会持尖锐的批判立场，都对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但是，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又有很多差异。 一、对媒介及文化理解上的分歧 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都兴起于大众传播蓬勃发展的时期，现代传媒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大众传播研究是其社会整体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社会文化研究都是从对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开始的。他们都认为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具有强大的构建功能。但是具体到媒介研究时，各自不同的理论基础带来了对媒介和文化的不同理解，使得研究的范式和结论有很大差别。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两者的研究范式恰好标志着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文化观念。[1]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了资本力量和国家主义对媒介的“收编”，用“文化产业”一词来置换“大众文化”。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及其再思考》一文中指出：“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原因是消除一种误会，即人们往往望文生义，以为大众文化的特点就是从大众出发，为大众服务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种控制文化，所以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宁愿用‘文化工业’这个含蓄的词语而不喜欢‘大众文化’这个表述。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工业。”[2]文化工业具有欺骗性和强制性。“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改变享乐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需求者虽然受到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招贴的诱惑，但实际上仍不得不过着日益惨淡的生活。同样，艺术作品也不能兑现性爱。但是由于艺术作品把不能兑现的东西表现为一种消极的东西，它就似乎又贬低了欲望，从而对不能直接满足欲望要求的人，是一种安慰。……文化工业不是纯化愿望，而是压抑愿望”。[3]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辨证方法论；以工具理想论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为理论基础；以文化精英的口吻；以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的“异化”思路批判和解析大众文化，对大众文化所采取的是抵制和超越的态度。而伯明翰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精神；采用历史主义的现实态度；论证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小心翼翼地求证工人阶级文化现实的合法性；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救赎与正名；凸显了工人阶级对英国社会“共同文化”的贡献；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伯明翰将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介文化的审美批评深入到了政治实践。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对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做过总结，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技术、文化工业、以及经济状况的交合处，他们对于分析当前的文化与社会形态有着很大的作用。……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二者正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资源。用这些资源，我们可以批判性地分析并改造我们当前的社会状况，并发展一种带有实践意向的批判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在流亡美国期间，法兰克福的成员们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流行文化也是非常意识形态的，并为促进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服务。……伯明翰的成员们开始把注意点集中在文化语境中的民族、种族、性别、阶级等意识形态及其相互作用上。他们率先研究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及其他形式的流行文化对受众的影响。他们将注意点放在受众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语境中理解和使用传媒文化上。”[4] 二、受众分析态度上的对立 受众研究一直是大众传播研究的重点。早期的大众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受众上。受众的研究成果也最多。但是纵观大众传播受众研究的历程，不同学派站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上，使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其结果也各不相同。研究范式不同，受众的角色定位便有所不同，而且研究受众所采用的方法也不同，结果便大相径庭。传统的经验学派的受众研究一直受量化实证主义范式的支配。这种以测量传播效果为主旨的研究将传播内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5]结果将受众看作是无知的“傻瓜”、被动的“靶子”，媒介一击即到。这种刺激—反应的模式，简化了传播的复杂性，早已被研究者抛弃。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大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