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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进程中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络与 城市融入 摘要农民工进入城市，脱离了家乡政府的管理，原 有的生产技能失效，可用的社会资源和信息渠道急剧减少， 因此重建人际网络的需求强烈。信息社会背景下，手机、网 络等信息传播产品的普及，为农民工突破政策壁垒建设人际 网络提供新的途径。并进而打通职业上升通道、提高自我认 同，促进了城市融入的进程。本文在对回答了农民工在寻求 支持时为什么选择人际网络而非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网络 之后，对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络的现状进行了讨论，包括影响 因素和人群差异两部分。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农民工信息通信 技术的使用、人际信息传播网络的更新直到城市融入进程加 快的理论框架，并画出理论框架图。 关键词信息技术；人际传播网络；自我认同；城市融 入 中图分类号F304. 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2-2104 ( 2013 ) 01-0111-08 doi : 10.3969/j. issn. 1002-2104. 2013. 01. 016 城乡之间人口流动是我国人口迁移的重要部分，尤其是 当今‘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 却被封闭的体制挡在城市门外。农民工进入城市，面临的是 一个完全崭新的社会，离开了流出地乡村基层政府的管理， 又得不到流入地政府的“关照”，人力资本积累过程断裂， 可用的社会资源和信息渠道急剧减少［1-2］ o 调查数据显示，年轻的农民工对手机、网络等现代信息 通信技术有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大的依赖性。“80后”农民工 中72. 9%的人有手机，62. 59%的人去过网吧［3］。可以说，信 息通信技术和产品的可获得性已经趋于公平，各个社会阶层 的人都拥有了手机，但这些先进技术产品为农民工群体所获 得后，对他们的生存状况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有研究认为， 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可以通过改变农民工的人际传播与互 动模式，从而改变社会网络的结构，影响他们的交往、参与 及信任结构，并最终影响城市融入的进程。 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就是人际传播，是人们获得 生存资源、发展机会最重要的载体和工具，是农民工融入城 市的重要途径［4］。而农民工进城后，以乡土关系为基础的 人际传播的频度、效率都有了提高［5］。这里的人际传播包 括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和借助媒介的间接传播两种。进城之 前，乡土文化中的人际传播以面对面的交流为主，而在进入 城市之后，农民工的交流形式除了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之外， 更多地依赖于电话、书信、网络等传播媒介的间接交流，甚 至间接交流方式起到更主要的作用。本文研究的就是，以手 机、网络等新的信息通信技术为传输媒介的间接人际传播， 帮助农民工结成了怎样的社会关系，并进而如何影响他们的 城市融入进程。 1人际传播：农民工的无奈选择 1.1原有乡土文化和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 农民工曾在乡村生活了比较长的时间，而中国的村落文 化及社会结构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积淀，形成了特有的信息 交流方式，即通过人情关系来进行信息的传播。他们习惯了 以血缘、地缘为基础，以日常社会交往和情感互动为目的的 交流方式，并据此建立人际传播网。在进入城市之初，受村 落文化的思维惯性影响，通常也会选择相对可靠的有血缘关 系的亲戚或者街坊邻里作为信息交流的对象，来应对陌生的 城市生存环境。 1.2信任是农民工选择人际传播的关键因素 农民工选择人际传播，本质上是选择了信任。中国农民 工在求职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谁是最可信赖的人”。在 农民工看来，真的信息往往来源于群体内部，来源于亲缘关 系，假的信息往往来源于无亲无故的人或由社会发布［6］。 在城市里，农民工很难跟城市市民、政府以及大众传媒建立 起信任感。 之所以难以形成这种信任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 面，信任的形成跟熟悉的程度相关。费孝通认为，“熟悉是 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等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按 频数分布进行排序发现，农民工最信任的是在城市的老乡， 其次是工作中的同事，第三是城市工作的亲戚，最后是房东、 当地的管理人员、邻居；另一方面，求助与帮助是农民工与 市民交往的另一种特殊方式。社会信任深层次的问题是利 益、资源交换和交换双方的心理基础。信任一方将资源委托 给另一方，其间重要的心理机制是，委托方对受托方回报的 必然性的认识。“城市市民不信任农民工是农民工不信任市 民的前提，他们还没有设计出一种和城市人共享利益的信任 机制。” [7] 1.3市场失灵、组织低效，只能依赖人际传播网 首先，制度阻碍带来的信息接触机会的不均等性等使得 农民工群体处于信息劣势地位。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劳动力 市场的道德风险。由于农民工文化素质低，法制观念淡薄， 在与用工企业的交易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因此，厂商便可 能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蒙蔽农民工，如不签订用工合同、不 为他们买保险、不支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