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位制党建向区域化党建的转变.docVIP

. .. 从单位制党建向区域化党建的转变 　　 　　【内容提要】 随着政治社会化、社会多元化及党员结构的变迁，以“单位制党建”为依托的垂直型、封闭式党建模式，逐渐凸现出时代局限性。“区域化党建”作为“单位制党建”模式的延伸与拓展，日渐成为基层党建谋求转型发展的重要趋势。本文拟从“区域化党建”的特征功效分析入手，梳理其与“单位制党建”的相互关联及特征，探究其内在逻辑，分析其功效与运行路径，以期为促进基层党建科学转型提供某种借鉴。 　　【关 键 词】区域化党建? 模式? 转型? 运行路径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依托行政建制设置党组织、以纵向控制为主要特征的“单位制党建”模式，由于传统单位转制、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大量涌现及党员结构的变迁，致使其原有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功能削弱，团结、动员群众的整合力逐渐下降，由条与块的基层党组织各成系统、单一封闭和垂直的组织体系与运作机制，已难以适应基层党建组织化的要求。如何通过基层党建框架体系的重构及党领导和组织社会的功能结构的转型，实现从固化封闭、单向推进为主的传统党建模式向条块结合、优势互补、共驻共建的区域化党建模式调整和转移，在促进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协调发展的同时，有效增强党领导和组织社会的工作覆盖和资源优势，已日渐成为新形势下基层党建面临的前沿性课题。　　一、背景与问题：来自多元社会的整合挑战　　（一）社会治理空间变化使党建框架体系呈现社会化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带来的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社会空间形态发生了结构性变迁，由形态固化、主体单一、相对封闭的传统社会结构逐渐向形态开放、主体多元、协作互动的现代性社会结构转变，这使城乡基层组织治理运行的地理空间不再局限于原有的行政辖区边界内，而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与扩展。现代社会空间治理的基本特征和首要事务之一是突破行政区域的狭隘界限，以形成跨区域的互动与协调。　　就农村而言，2000年以来，在苏浙、山东等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村庄撤并，促进小型村、自然村合并和空心村撤除，推进“大村庄制”模式，这使村级组织管理幅度得到扩张，党组织普遍呈升格趋势。这种扩张性对村级党组织设置、党的领导方式、运行机制和党员管理、党员活动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乡村边界的扩张造成的乡村之间的对接，推动了这些相邻村庄谋求跨边界的治理合作；农村新社区建设（包括多村联建、中心村、连线成片式的新农村建设、集中迁建等形式）则适应了农村人口结构失衡、精英大量外出、公共服务匮乏的现实，试图通过治理合作打破行政边界的阻碍，为农村发展吸收更多的资源，并实现资源的共享。这种跨边界的治理合作，既对区域内党的组织设置、领导方式和公共服务平台搭建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区域内各自治组织间的合作运行、自治决策及群众民主参与等方面提出了诸多挑战。　　就城市而言，城市社区治理也日趋多元化。突出表现为：（1）治理空间由原来单位化的居委会向区域化的社区居委会转变；（2）治理关系由原来紧密型的行政从属关系向区域内松散型的平等合作关系转变；（3）空间形态由原来以单一的行政单位为主向城市社区、商业圈块、功能区块、集中安置区块等多形态并重转变。显然，城市社会管理虽然仍旧是以地理辖区为空间基础，然而越来越多的地方治理已经超越了行政单位边界，逐渐形成了区域化的治理空间。在这种治理空间中，形成了比以往更为多元的治理主体和更为复杂的治理关系，此种社会关系重构与区域共治对仍按行政单位管理体制实施治理的模式带来了很大冲击。如何根据治理空间和治理关系的变化重构组织体系、领导体制与运行机制，有效发挥党组织在区域内的领导核心作用；如何在现有体制框架内找到区域内各类社会组织间更加有效的共建、共创、共享、共赢机制，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在推进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协调发展的同时增强党的社会基础和基层社会的发展活力，成为基层党建需要探索的新课题。　　（二）社会流动性增强使党建对象管理呈现开放式特征　　与改革前相比，由于社会日益开放多元和城镇化的蓬勃推进，整个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强。在数量庞大的流动群体中，流动党员的数量和比例急剧增加，并呈现在地区间、产业间、企业间不断迁移多变的特点。截至2008年3月底，31个省（区、市）和中央有关部门为205.6万名流动党员发放了《活动证》，占流动党员总数的93.7％。此外，市场经济之竞争性、复杂性对社会生活和企业生产带来了诸多波动和冲击，这种冲击和波动促使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动的频率不断加快，使各类经济和社会组织出现“朝增夕减”态势。这种党员的频繁流动性和组织的快速变动性，使大量党员的生活圈、居住区与工作地相分离，形成户籍在农村、工作在企业、居住在城市的状态，导致党员组织关系空挂，或将组织关系迁出却不及时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