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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升级 （2013-03-26） 郑永年 郑永年专栏 　　对中国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化的主题不应当是无限的扩张，而应当是城市的升级。而城市升级最具意义的就是城市的附加值。在产业领域，人们有产业升级一说，其实在全球化的今天，城市也有升级的问题。城市升级的核心问题是增加城市附加值。中国在讲产业升级问题，但城市升级问题也同样重要。这两个方面的升级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城市升级要结合起来，这样才会有效。 　　亚洲很多城市现在都在这样做，通过产业升级促成城市升级，通过城市升级来吸引更高的产业。在这方面，新加坡和韩国做得尤为显著，成就也巨大。以往，这些国家总是强调产业升级，但现在则强调城市的整体升级。把新加坡作为一个品牌来打造，是新加坡的核心发展战略。韩国的城市升级，这些年基本上也是朝这个方面发展的。 　　中国的城市有很多，但附加值并不很高。如果在欧洲生活和旅游，人们就不难发现，欧洲城市的附加值远比中国城市高。欧洲一些很不起眼的城市，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都很小，但附加值很高。一个城市的附加值来自何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城市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地方性和国际性、秩序和无序等应当如何统一起来。 　　这些方面应当是有机统一的，或者说传统性和现代性、地方性和国际性、秩序和无序等应当是整合为一体的。为什么城市化或者城市升级不但不能增加附加值，反而会导致附加值减低？如果这些方面能够实现有机统一，附加值就会增加；反之，附加值就会流失。 升级有两种方式 　　在产业领域，升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同一产品的升值，今天生产鞋帽，明天还是继续生产鞋帽，只不过是鞋帽的附加值在增加。另一种是不同产品的升值，今天生产鞋帽，明天转而生产电子产品，从而提高附加值。但很显然，城市的升级必须是是前一种，即“同一产品的升值”。人们不能拆掉一个旧城市来重建一个全新的城市。城市的一砖一瓦都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城市文明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城市建筑物，而且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城市建筑物。 　　在欧洲，城市建筑越古老，其价值就越高，越是受到保护。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古老建筑的欧洲城市。欧洲很多城市创意十足，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等顶尖人才，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对传统的钟爱和保护。所有欧洲的巨人是站在它们传统文化上的巨人。没有欧洲传统文化，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欧洲巨人。欧洲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每年都在花费大量的人、财、物来保护历史，不管是有形的建筑还是无形的文化，从经济学意义上说，他们是在保护城市的附加值。他们的行为具有非常的经济理性。 相比之下，往往是政府和官僚主导下的中国的城市化，经常出现两个大问题。第一，很多官员把城市化或者城市升级理解成为现代化。在这方面，他们往往对城市进行“破旧立新”式的改造和重建。很多城市，尽管古老，但已经看不到城市的年龄。尽管很现代，甚至是后现代，但完全看不到中国的特色。从上到下，官员们往往以现代化为荣。现代化导致了中国城市的趋同化。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但作为文明主要载体的城市，已经看不到文明的特征了。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文明。城市如果失去了其历史文化，也就失去了其文明性。 第二，也有很多官员把城市化或者城市升级理解成为西方化。因此，在中国传统消失的同时，西方特色则越来越明显了。实际上，中国的很多城市现在已经成为西方各种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实验场所。各种后现代主义的新型建筑物不是不可以，但没有和中国的传统融合和统一起来。 　　还必须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的秩序和无序的统一问题。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在发达国家，城市的产生往往是自下而上，因此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城市的秩序也是如此。但在中国，传统上，城市往往是政治和军事重心。建国之后，城市往往是自上而下建设而成，城市秩序也是自上而下所加的。秩序自上而下，没有高度自治，社会参与程度低，这些经常导致城市缺少生命力和创造力，造成“有城无市”的局面。要升级，城市必须成为市民的城市，而非官僚的城市。 　　中国城市现在的很多制度，例如“城管”和“协警”等都是城市官僚化的象征。例如，为了所谓的“市容”，很多城市把小商小贩驱逐出城市。如果看看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如果没有小商小贩，就很难理解这些大城市是如何运作的。小商小贩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城市当局所认知的秩序，但其本身的“无序”性质本来就是城市秩序的一部分，是“市”的主体。当然，“市”本身需要一个秩序，但这个秩序并不是城市行政当局自上而下施加的，而应当是一个自发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主体应当是城市社会的各种组织。城市当局不仅要为城市居民提供软件方面的法律和法制的保障，也要为他们提供硬件方面的城市空间的保障。 　　这些方面的不统一、不协调都在大大损害中国城市的附加值问题。一些官员自以为造出了一个很现代化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