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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诺斯的＂制度＂谈起到中国的＂供给侧＂ 　　昨日，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公布了一则消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鼻祖道格拉斯·诺斯与世长辞，享年95岁。印象中，经济学大师普遍高寿。而这种高寿自然与他们在思想上的不断追求所迸发出的无限生命力不无关系。　　诺斯1920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自1946年开始了他长达70年的执教生涯。诺斯开创性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　　如今斯人已逝，但诺斯留下制度思考范式依然闪烁着不可磨灭的理性光辉。我们缅怀诺斯，不仅仅因为他是经济学的巨擘。事实上，诺斯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一座绕不开的丰碑，他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中也拥有着特殊的地位。　　提及新制度经济学，或许“学术范儿”略浓;但若谈到“供给侧改革”，绝对是近期的热词。进入11月以来，中央高层频频提及供给侧改革。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而供给侧改革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的联系更是千丝万缕。　　何谓新制度经济学?制度是经济增长的终极决定方式，制度成本高，国家或成为失败国家，或者跨不过去中等收入陷阱;制度成本低，便可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直至成为发达国家。　　而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降低制度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从诺斯的制度范式来分析，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通过供给的顶层设计，一方面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将困扰企业种种制度性桎梏一举打破，实现企业的制度松绑;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更是通过供给侧的结构调整，提高供给的质量与效率。　　长期以来，出口、投资、消费一直被视做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面对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出口、投资已经逐步显现乏力，于是政府不断发力促进消费。　　然而我们的消费不是需求不足，看看近两年愈发红火的跨境电商，看看每年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连马桶盖也要远渡重洋奔赴日本购买，便可知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十足。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下中国的消费面临着“供需错位”的矛盾。一方面，传统中低端消费供给严重过剩，另一方面，高品质消费供给不足。所以我们才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化解产能过剩，将之转化为有效产能。　　这也正暗合了诺斯的产权理论，即经济能否增长往往受到有无效率的产权的影响。诺斯曾经说过：“历史总是重要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时间不会因为谁的伟大而停止，但思想确实可以超越眼下。在人人都想成为大师的今天，诺斯这样的大师过于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