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历代得失.pdfVIP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 序 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一则我认为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 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 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 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我们若要平心客 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这是我想写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一因。再则我认 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 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 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 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 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 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 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 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 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 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 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这是我想写一部中国政 治制度史之第二因。但由于国家大局之动荡，私人生活之不安定，而自己想写的，感到比这 一部书更重要的也还有，因此此书终于没有写。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承何敬之先生要我讲 演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但讲期只有五次，每次只限两小时，又为旅途匆忙，以及其他条件， 并不能对历史上传统制度详细陈述，精密发挥，只择汉唐宋明清五代略举大纲。本来想再就 讲演记录把在讲演时未及提到的，略事增补。不幸讲演完成，我及负伤养病，在此期间，没 有精力对此讲稿，再事改进。只得就原记录稿有与原讲义旨走失处稍稍校正，而其他不再润 饰了。将来若偿宿愿，能写出一部较详备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则属至幸，而此书得以抢先呈 教于读者之前，亦可稍自欣慰，并在此致谢何先生之美意。若无何先生这一番督命，连此小 书，也不会有仓促完成之望的。此稿初成，在一九五二年八月我在台中养病时。嗣后又有邀 约，请写一本“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截稿期限甚迫，乃就此稿稍加修改，如唐 代的两税制，明代的赋税制度等，均有若干新资料补入，较原稿稍微充实，然恐尚多疏漏谬 误，切盼读者之指正。 一九五五年八月钱穆于香港 前言 此次呈贵会邀约讲演，讲题大体规定是讲中国历代的政治得失。但中国传统政治，历代 间，也极多变迁，若笼统讲，恐不着边际。若历代分别讲，又为时间所限。兹仅举要分为五 次：一讲汉代，二讲唐代，以后继续讲宋、明、清。一次讲一个朝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 要的五个朝代。只讲此五个朝代，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本来政治应该分为两 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 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这一番讲演，则只想多讲制度，少讲人事。但要 讲制度甚不易。在史学里，制度本属一项专门学问。首先，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 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干燥乏味，无可讲。而且 亦是明日黄花，也不必讲。第二，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 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否则那些制度各各分裂，决不会存在，也不能推行。第三，制度虽 像勒定为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 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制度之消 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的后 影，渐渐地在变质。如此讲制度，才能把握得各项制度之真相，否则仍只是一条条的具文， 决不是能在历史上有真实影响的制度。第四，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 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又必有种种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