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非农化的效率资源配置.DOC

附件4： 论文中英文摘要格式 作者姓名：谭荣 论文题目：农地非农化的效率：资源配置、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 作者简介：谭荣，男，1981年11月出生，2004年09月师从于南京农业大学曲福田和李元教授，于2008年12月获博士学位。 中 文 摘 要 农地非农化，即土地从农业用途向非农建设用途的转变，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农地非农化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过快的农地非农化（1989～2006年均15.06万公顷）也造成中国经济低效增长、粮食安全受损、生态环境退化、农民权益受损等问题。同时，由于中国农地的产权特征（公有与模糊）和农地非农化治理的特殊性（政府主导），造成原本只属于自然资源配置范畴的农地非农化，成为涉及经济、社会和环境多方面的重大公共管理问题，这使得如何构建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农地非农化政策，成为中国现阶段主要的公共政策目标之一。 为了有效解决农地非农化这一资源管理问题，提高农地非农化配置的效率成为最主要的理论和政策取向。许多文献在规划管制、配额控制、市场配置及立法等方面进行广泛讨论，但很少涉及到农地非农化的效率本身。从公共管理角度对农地非农化的效率内涵及其计量的研究，在国际上也几乎空白（Buitelaar, 2007）。因此，从自然资源的公共管理视角出发给出农地非农化效率的标准将成为理论和实践的首要任务，同时还需要探究何种因素对效率提高产生影响。 对具有外部性特征的资源的治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比如庇古学派）认为，因为该类资源的利用经常忽视资源的非市场价值，导致出现了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分歧，因此需要政府通过配额、税费、补贴等方式进行调节，以实现资源利用的效率。然而，现实中大量的诸如“森林砍伐”、“渔业捕捞”、“草场放牧”等行为，几乎很少也很难通过计算理论上的“最优砍伐量”、“最大捕捞量”或“最佳放牧量”等来设定配额、税费或补贴。这不禁让人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理论和现实出现了如此“分歧”？ 当认识到市场本身运转也需要成本（即交易费用），而这些费用又包括很多不能准确测算的成本，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对传统理论提出质疑——尽管计算难以准确把握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仍有一定意义，但对于解决效率问题很可能是徒劳的。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即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设计可以实现资源利用过程中交易费用的减少，则当总收益一定时，资源利用效率必然能得到提高。 理解了上述经济理论中效率内涵的变化，现有公共领域资源利用效率的理论也就需要拓展了。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尝试回答下列问题： = 1 \* GB3 ①如何从经济效率本质出发，把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在效率研究上的贡献衔接起来，给出一个公共管理视角下资源利用（农地非农化）的效率标准（定义），同时发展出一个适合自然资源的公共管理问题的分析框架； = 2 \* GB3 ②对中国农地非农化现有效率进行评价； = 3 \* GB3 ③探寻农地非农化效率改进的途径。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本论文设计了五个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包括第1~4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从讨论资源利用效率的定义出发，把新古典和新制度经济学衔接起来，给出公共管理视角下资源利用（农地非农化）的效率定义。同时建立一个包含资源配置、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三个层次的分析框架。第二部分包括第5~6章，是在资源配置层次对农地非农化效率进行判断。第三部分是第7章，是在治理层次对农地非农化效率进行判断。第四部分是第8章，是在制度环境层次对农地非农化效率进行判断。最后第五部分是第9章，即研究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论文第一部分是对效率概念的梳理和对效率本质的讨论，这是分析农地非农化效率的理论基石。首先对经济学范畴内的效率概念进行了总结，并对这些概念的历史进行了回顾。然后，从前提假设和理论逻辑的角度归纳了这些概念的贡献和缺陷，进而引申出公共管理视角下资源利用的效率标准：即，效率应该同时包含资源配置、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三个层次上的内涵。第一，在资源配置层次上，效率是指符合边际效率，即，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社会）收益相等。第二，在治理结构层次上，效率是指相比较而言被选择的治理结构能够更小化交易费用。第三，在制度环境层次上，效率是指制度环境有利于尽可能地最小化治理结构产生的交易费用。这个定义其实融合了新古典和新制度经济学在效率判断上的标准。所以，本文对农地非农化效率的定义是，行为人应该能够不断捕获判断农地非农化成本收益的大小及其变化，将其作为改善现有行为的决策参考，同时，还必须考虑交易费用的大小，通过不断调整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来尽可能减少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以实现农地非农化净收益的不断提高。这个效率的定义，避免了现有概念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对公共资源利用效率定义的拓展——区分了私人领域和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