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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PAGE 9 页 制度变迁在广东、浙江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较 经济增长与制度的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制度变迁，不仅是影响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因素，而且对社会效率的提高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广东、浙江作为经济大省，其经济实力一直位于全国前列。因此，研究制度及制度变迁在两省经济中的作用并对这种作用加以比较，对深入认识两地的经济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及衡量指标 在经济学中，不同的学派和学者的对“制度”下的定义有所不同。例如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康芒斯认为，制度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1]”；新制度经济学流派的代表人物诺思则更侧重从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制度的定义，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务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2]”而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制度分成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文化等制度。经济制度就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例如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治、法律、文化等制度即上层建筑。 （一）制度变迁的含义、原因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制度的定义有多种多样，因此“制度变迁”的含义也各不相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从制度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均衡的历史过程。V.W.拉坦来将制度变迁分“为特定组织行为的改变、组织与环境间相互关系的变化和组织环境中支配行为的规则的改变[3]”三方面。陆明祥学者在《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总括性分析》一文中提出，制度变迁和创新，是指“高收益低成本的制度代替低收入高成本的制度。[4]”笔者认为制度变迁是指由于制度发生不均衡，人们自发或者在政府命令下使制度发生变化，并从不均衡逐渐转变到均衡的一个历史过程。 制度变迁是制度均衡不能维持的情况下发生的，其原因主要有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两方面。内在原因包括制度本身的弊端和缺失，即制度内部存在的问题以及缺陷导致社会效率的低下和效益的不增甚至减退；制度新的变迁和创新会带来的收益，即新的制度或者制度的变化会带来“帕累托改进”——使一部分人获得收益而不损害其它人的利益的资源重新配置。而外在的原因包括制度不能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导致制度僵化，迫使制度必须作出调整。除此以外，外部原因还包括制度本土化过程，即制度的引入和改进过程。由于引入的新制度不适合本国的经济发展，于是，引进的制度也需要趋向规范化、正式化的变迁。归根到底，任何经济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都是为了解决激励或者效率的问题。因此，制度变迁的原因是为了更好的产生激励效用、同时使社会更有效率和效益。 宏观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前提因素，而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则具有不可忽视的持续性的影响。总体来说，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有以下两种作用。 1.正面作用，即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效益。新制度经济学学派认为，“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节约，即让一个或更多的经济人增进滋生的福利而不使其它人的福利减少、或让经济人造他们的预算约束下达到更高的目标水平。[5]”新经济史学派的学者诺思认为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激励个人的有效制度对促进经济的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并且，诺思认为，制度变迁是“收益大于成本的理性行为，因此制度变迁一般会提高效率，促进经济的增长” [6]。 2.负作用。历史证明，制度改革不恰当，也会阻碍经济发展，甚至对给国家带来巨大影响。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就是当时采取了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激进方式，即直接在体制变革和“休克疗法”，注定失败了。这不但给经济带来巨大创伤，而且国家社会的安定团结也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由此可见，制度变迁是把“双刃剑”。同样的制度变革对不同国家或者地方而言效果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二）宏观制度变迁的衡量指标 从宏观制度来看，制度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7]： 1.产权制度多元化。产权制度多元化包括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和企业治理结构的组织形式的多元化。本文讨论的是前者。转型时期产权制度多元化在宏观上表现为经济成分的非国有化，用国有化率来反映。由于经济成分的非国有化主要表现在工业部门，因此非国有化率可以用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表示[8]。公式如下： FGYH=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全部工业总产值 非国有工业产值增长率=（当年非国有工业产值—上一年非国有工业产值）/当年非国有工业产值 2.经济运行市场化。市场化是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而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市场化进程是衡量经济体制改革的程度的重要指标。由于决定市场化的因素很多，而且市场化程度的测算在经济学中也不统一，本文在分析市场化问题时主要参考的是傅允生的《市场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一文中的相关资料。 3.利益分配格局的演变。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利益的份额是以国家为本位的。随着计划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