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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官僚德伦对秘书工作的影响 　　自春秋以来,不管是提倡周礼的孔子儒学还是孟子、荀子的实用儒学,不管是较为极端的程朱理学还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近代新儒学,都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这集中体现在对封建社会伦理秩序的维护上。其中,以士人为政的官德思想表现最为突出。　　儒学提倡经世致用,关注政治道德的建设,因此,儒家官德思想就成为政治道德的核心内容。儒家的为政之德有明确的对象,主要体现在对官吏、君臣以及士与仕的关系上。儒家试图从广义的道义论上规划某种理想的政治道德,以保证有效的执行力,巩固和维护封建秩序。具体来说,儒家的做官定律要求解决德与位、德与才、德与民、荣与辱、义与利、穷与达、先与后、和与中的基本对应问题,儒家“仕”文化中的政治道德在道义论的引导下,回答并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而最终演化为儒家从政的定律。　　从古到今,秘书的工作职能是辅佐上司,其从属地位要求他们不能以官威示人,做事需把握尺度,依照职权行事,不能渎职越位。如果说儒家官德论对千百年来士人为官有着深远的影响,那么对谨小慎微辅助上司的秘书来说,遵循儒家的官德思想必然是他们明哲保身的最好武器。　　一、秘书成长的出仕趋向　　《礼记·大学篇》中说: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这里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影响了上至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下至苦读求取功名的学子。“治国”、“平天下”在当时只是封建势力之间的权力争斗,但“修身”、“齐家”则是追求个人历练的一种极高境界。“平天下”三个字,对士人来说意味着出仕,即做官从政。儒家对于士人从政或许可在子路那句“不仕无义”中找到根据,但士人从政的理由则是:一个有安邦治国之才、不愿见国家混乱之人,在壮年时能为国分忧,是道义使之,这种成就感和义务感使众多士人积极投入到做官的行列。然而,他们进入仕途后也难免发出“仕途真畏途”的慨叹。孔子曾评价士人从政: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这里孔子对士人做官做了一个变通,即在和谐之世士人当出仕为官,无道之国当修养身心,这属于一种策略。我们发现,无论哪种方式,均是在为出仕做准备,借今人之语可以说“出仕的道路是曲折的,出仕的前途是光明的”。国人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官德论的影响很深。　　古代文人多数靠征召或科举做官,这里的出仕之意通常在封建主选拔人才方面得到体现,况且人才的选拔多从上级侍者中挑选。如唐朝的陆贽,科举进士,两登博学宏词,被皇帝召为翰林学士。在出仕为官上,陆贽深受儒家官德思想影响。作为皇帝的秘书,面对乱世,娴熟地运用他的写作本领,以感人的文章陈述社会利弊,赢得了百姓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紧张局势。作为皇帝的亲信、高官,陆贽能正确看待自己出仕的目的,在平日保持廉洁作风,拒贿赂,皇帝也由衷感叹其品德。李白也有强烈的出仕之心,他在漫游时就多次投书,做幕友,后因诗歌优秀而得到玄宗赞赏,成为翰林供奉。对于李白来说,他出仕的目的绝不在于芝麻小官,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导致他陷入了失意的状态,自恃过高、求进太急的心理也伴随着他四处得罪权贵,最后他只得淡出仕途。李白的仕途失意告诫秘书,要从实际出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仕格言是有其逻辑顺序的,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对于初入仕途的秘书来说,培养谦虚、谨慎的作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实现士与官员的角色转换极为重要。　　二、秘书的官德责任情结　　儒家传统中的“尊五帝,法先王”准则在士人从政的原则中占有重要地位。先人的道德规范或是先进事迹往往成为后人效仿膜拜的对象,由此引申而来的是种种对于儒家官德责任的刚性要求。纵观中华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儒家文化始终倡导经世致用,因此,儒士常常以担负国家责任为己任,这就造就了儒家文化中强烈而独特的责任意识。　　杨建祥先生在《儒家官德论》一书中指出:“所谓儒家的责任意识,是在儒学范畴内,以道义论立场确立出义务敬重心的自律责任体系。”它以天下为己任,内在地包含了“为天下开太平”的目的意识。儒家社会责任意识要求个体归向于整体,以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为重,以天下为己任,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一理论告诉我们,儒家的“责任意识”首先是从人的内在出发,建立在客观普遍的道德基础上的自律。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结合秘书学探讨儒家的官德责任感。　　首先,是为政有进。文人士子,倘若学有所成,当国家需要时,就应挺身出仕,忠心耿耿,辅佐领导。其次,是为政以德。在儒家官德思想中,品德与才艺从来都是硬性指标,不可偏废其一,而细察之,往往有德高于才的倾向性要求。可以说,为政以德是知识分子从政的首要条件,秘书想要做好上级的辅助工作,没有良好的思想品德是无法想象的。最后,是执政有道。对高级秘书而言,他们接触领导、参与谋划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