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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材料两则　　入党材料两则　　（一） 图书馆实习　　（二） 陪妈妈上班　　　　图书馆实习　　XX年7月15至17日，我班5人在暨南大学图书馆进行了实习工作。主要任务是整理书架，包括上书、排序、趸书等等工序。我负责6楼h区、i区、j区三大区域，h区藏书为英语类。j区位艺术类，包括摄影、绘画、书法、设计四小类。i区为文学类书籍，小说居多。　　整理书架要求工作人员要有足够的耐心，因为总有人在取书、还书，往往在你刚刚整理好一层时，另一层的某个角落又被拉乱了，这时我不会抱怨，只会走上前去将它整理成原来的样子，以为我明白这个是我分内的事情，我心甘情愿做的，当然也要做到最好。　　“整齐”整理书架的唯一要求，这个整齐不仅仅是“看上去整齐”，内容的整齐也很重要。即面子、里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比如当我在整理h区时，发现有人将i区的书籍夹在中间，我就不能视而不见地将那一排书“弄整齐”，而是要将这个不和谐因素挑出来，摆到它应在的位置上去。不和谐的因素往往不是因素本身有问题，只是它们被人摆错了地方，对人对事都是如此，要达到和谐，不是简单粗暴的将“不和谐因素”整理一下，让它与周边的一切“看上去很和谐”，我们要的是实质上的和谐，这就必须费点功夫、花点力气，甚至可能要费大工夫、花大力气，走上几步甚至几百米将它们放到它所属的书架上去，然后顺便将它所在的那一排的书整理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区的书籍夹在其中，以便挑出后摆回原处，提高工作效率，落实科学发展观。　　表面的美好虽然确是“眼见”，但它不一定“为实”，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最应有的品质就应当是“唯实”。诚然，我们的身边有许多的“美好”，但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党员，是否有勇气去看看“美好”下的真相呢？这里我并不是要将“美好”跟“假象”划等号，只是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是普遍存在且对立统一的，有“真美”就必定有“假美”，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部分。当我们发现问题是，不是要起哄似的“大声喊出来”，而是要积极寻求解决方法，这不仅需要个人的能力，更需要同志的努力、群众的支持、集体的智慧，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挑刺”、“找茬”，而是“唯实”，通过积极改造，达到真理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和谐”。　　这就是我实习的感悟。　　陪妈妈上班　　妈妈是有20年党龄的老党员了，在暨南大学工作。这个科级办公室其实就只有妈妈和邱阿姨两个正式工，其余两个是勤工俭学的学生，说实话，不怎么“勤”。　　妈妈的级别是正科级，受副处级待遇，主要是因为妈妈有副高职称，不走行政那一套评级办法。妈妈的工作单调乏味，每天需要在医院开出的无数的缴费单上签名字和报销的比例。　　　　报销的人群里老人居多，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是离退休老干部，可谓是“为革命献出了无悔的青春”，为什么我不用“无悔的一生”呢？因为我觉得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配不上这个词。他们总是希望能钻制度的空子，多从学校的公费医疗经费里抽出些钱来，假如不能满足本来就无理的要求，便立刻要拿出“老干部”的架势来，用“年龄”和“党龄”来压人，说一些令人乍舌的话。从道德的角度来讲这叫倚老卖老，从党性的角度来讲“世界观改造不到位”。　　　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并不能用工作时间的长短来衡量，而要以他的行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来衡量，不论年龄少长，道之所存，贡献之所存也。假如公费医疗经费能少一些，学校不就能拿出更多的钱来加强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学校的“软实力”了吗？　　我们仍旧处在生产力还不十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蛋糕”总共就那么大，你多吃一些，我就少吃一口，社会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这是自然法则，是规律。所谓党员，就应该是贡献在前享受在后，我只吃能够保证我继续工作的那部分蛋糕，绝不多吃多占。我为了能把这个蛋糕做大而努力，为了能使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吃上蛋糕而努力，而不是退休之后，在怎么样能更多的拿国家的钱上“发挥余热”。那些“老同志们”的这种“多吃多占”的行为令我费解，也使我明白，不仅只有学习是“终身制”，自身世界观的改造也应该是“终身制”的。　　作为一名一线普通党员，我的妈妈十分优秀。这不仅是从那许多的“优秀工作者”称号的奖状中得出的结论，更是从大部分前来报销的人走时脸上的微笑中发出的感慨。我敬佩我的妈妈，为她能在这个“与人斗”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她能在许多不耐烦的人前耐心解释，为她能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仍然对我恬然一笑，我疑心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让我的妈妈在自己的岗位上如此敬业呢？这种力量就是“主义”，就是一个简单的近乎简陋的意念：这是我的工作，我要把它做好。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的道德要求，更是对一个党员的党性要求。这两者，本质上有相通的地方。　　对我而言，妈妈是个普通人，一个平凡的劳动者，但她更是一个“不平凡”的普通党员。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