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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县制存在的弊端》 2018年5月3 日 星期四 21:46 弊端 ： 郡县制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弊端，就是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充当了“基石”的角色。 历史事实 证明，没有郡县制就很难建设中央集权，更无法形成君主专制独裁的政治局面。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强势诸 侯们无不是利用郡县制这一平台大力推行中央集权体制，有效整合全国的各种资源，从而在激烈的争霸战 争中去争取胜利，使自己走上霸主的地位。秦始皇当年就是通过废诸侯，立郡县，置守令，专治权，从而 实现“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这一独裁统治的。正因为有了这个郡县制，才使得天下从普通百姓到各级 官员都得俯首听命于皇帝，严格按照皇帝的意志说话办事。所谓进退兴废，乾纲独断；赏罚减否，莫测天 威；生杀予夺，一言九鼎，而且雷霆雨露，俱是君恩，即为形象化的描述。秦汉之后，历朝历代统治者无 不高度崇尚甚至醉心痴情于这种体制机制，从而使之呈现出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极端的发展趋势。君主专 制主义与中央集权方式对皇帝而言就像一剂能让人“金枪不倒”的“春药” ，而这剂春药恰恰需要通过郡县制 这个“药罐”来不断熬炼与炮制，这也正是郡县制之所以2000多年来一直“岿然不动”的主要原因。 郡县制 的第二个弊端，就是很容易形成“内重外轻”的模式，从而导致闭关自守、积贫积弱的格局。 从春秋战国 以来，国家结构形式与权力体系就一直以单一制为目标朝前发展，强调的是以君主专制为内核的中央王室 即中央政府这个政治中心，所有一切都必须紧密围绕这个中心运转。推行郡县制的根本动机与目的，就是 要尽可能地把地方的各种权力都收上来，不让其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积蓄出威胁中央政府和分裂统一国家 的能量。后世历朝统治者之所以“千年皆行秦政治” ，主要缘由也在于此。顾炎武就批评说：“封建之失，其 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所谓其专在上，就是“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宋太宗说过：“国 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地方割据），深可惧也。帝 王用心,常须谨慎。”严格地讲，赵匡义的这种思想与近代蒋介石先生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更反动。防 内胜于防外、防下胜于防上的结果，必然导致国家只重视地方的稳定而轻视地方的发展。久而久之，地方 自然积贫积弱，几乎经不起任何外来异己力量的冲击。宋、明、清三个王朝的郡县制度最完善，中央集权 也最强势，面对国内的造反派和外来民族的入侵，往往都是一触即溃、一泻万里，最后弄得大局无法收 拾。由此可见，郡县制既无法避免改朝换代的厄运，又阻挡不住外部力量的冲击，徒然为君主专制服务一 “走狗”而已。 郡县制的第三个弊端，就是逼迫官员只顾上面脸色、不向下面负责，短期化、形式主义、 官官相护逐成致命缺陷。 郡县制的推行虽然开启了国家治理由贵族政治模式向官僚政治模式的转型，并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以职能专业化、职务资格化、办事规章化、权力等级化为特点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建 设，但在“大一统”条件下，包括郡、州、道、府等行政管理层次，实质上行使的是监察督导职能，属于“管 官的官”。唯一能够直接亲民的只有县级官员。因此，县官的政绩便理所当然也是他们的政绩；县官如犯错 误，上司也要吃不了兜着走。这样一来，大家便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同时，县官都是 由朝廷任命的从外地派遣而来的“流官”(不像本地干部那样会担心和害怕父老乡亲们骂娘挖祖坟而在决策中 必须考虑做实事、求实效和长远发展的问题),为了追求“政绩工程”,他们大都会选择一些短、平、快项目， 甚至搞形式主义“花架子” ，反正搞得好与不好，迟早都要拍屁股走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官员的任免升 降甚至生死命运全都掌握在皇帝和上级领导的手中，故说话办事便只能揣摸皇帝和上级领导的意图。上面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所以，能力与品德只在桌面上强调，暗地里尽 是拉关系、走后门、循阿谀奉承、行贿受贿之径 ，官场更趋腐败了。 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之上的中央集权 应该是一种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决策方式，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开发方式和配置方式。本来， 中央集权从理论上讲不一定必然导致君主专制，但不幸的是他们仍然很坚决地走到了一起。实践证明，如 果缺乏有效的监督，中央集权制最后的结果不仅军、政、财等一切大事都由皇帝说了算，甚至对任何臣民 都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利。这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