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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地区青铜器的年代学研究分析 【摘 要】近年来，随着长江下游地区青铜器的不断发现，学者们对此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愈加深入。对器物年代的判定是青铜器研究的基础，对此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断代理论与方法，或是以器形、纹饰等信息为主要研究依据，或是强调伴出陶瓷器和地层的作用，还有的以兵器、车马器为主要研究依据。因为各位学者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各异，所以在对青铜器年代的断定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本文对诸位学者的断代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梳理，希望随着考古学资料的丰富和研究方法的改进，在总结铜器特点的基础之上，建立长江下游地区青铜器的较可靠的年代序列。　　长江下游地区青铜器的出土，以安徽屯溪所处的山间盆地最为集中。除屯溪外，其他青铜器大致出自三个区域。一个是江苏省南部宁镇平原地区，出土铜器的主要地点包括仪征、丹徒、丹阳、武进、无锡、溧水、溧阳、高淳、南京、天长，以及太湖沿岸的长兴等 。这一区域出土的铜器也比较集中。第二个区域是安徽境内的长江南岸，出土铜器的主要地点有繁昌、青阳等。第三个区域为淮河以南的平原地区，出土铜器的地点有固姑、寿县和肥西等。　　由于时间与空间造成的差异，长江下游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与中原地区并不能单纯地使用比照研究的方法，因此很多学者都对于如何判定长江下游地区青铜器的年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因为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各不相同，所以在最终得出的判定结论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本文拟对有关理论和方法进行梳理，略加比较，尝试找出问题所在。　　一、以器形、纹饰等信息为主要研究依据　　由于长江下游地区出土青铜器的文化面貌各异，因此在研究之前对其进行分类是很必要的。如朱凤瀚先生从形制与纹饰上观察，将宁镇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划分成三类：A类，与西周中原、关中地区的铜器形制、纹饰近似，但有部分地方特征；B类，在形制和纹饰上非常独特，有明显地方特征；C类，则是与中原地区的器物形制、纹饰均相同。这三类被朱先生归纳为融合型、地方型和中原型[1]。邹厚本先生将这三类称为中原型、地方化的中原型和地方型[2]。马承源先生将土墩墓出土的青铜器分为西周文化型、仿西周型、基本上的土著型和土著型四类[3]。可以看出，除去细节上的不同，这些学者的分类原则基本一致。但是在断代研究的具体运用上，各家的观点开始产生分歧。　　朱凤瀚先生认为，融合型器物的形制与同时代的关中、中原地区青铜器相近似，故可借中原铜器标尺大致了解墓葬年代的上下限，进而推断同出的、可能墓葬年代接近的地方型器物的年代[1]。刘兴先生则将融合型铜器中的非地方性因素与中原及其他地区铜器进行对比，以该因素出现最晚的年代作为该类器的年代上限[4]。笔者认为这种方法比较笼统，且没有考虑两个地区器物可能发展得不同步，故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张长寿先生利用中原铜器为标尺，依据青铜器的器类及组合关系来划定相对年代。他以安徽屯溪M1和M3为例，屯溪M1出土的父乙尊属于西周早期，且没有同出觚、爵、■等器类，所以判定屯溪M1的年代上限为西周早期；而屯溪M3的公卣和■属于西周中期，所以屯溪M3的年代上限是西周中期；同时屯溪两墓中都没有出■、■、豆、■等器，故其年代应当不晚于西周晚期，M1早于M3[5]。通过比较，屯溪M1与M3的器物组合形式与西周时期周人贵族墓中随葬礼器的制度相吻合。朱凤瀚先生认为这种吻合非偶然，应该说本地区此类较大型土墩墓的墓主人在随葬青铜容器方面已礼器化、制度化。所以笔者认为张长寿先生以此为例是比较适合的，但是适用性和普遍性有待商榷。　　肖梦龙先生曾提出对吴越地区青铜器断代的三条标准：A.参照同时期的中原标准器；B.共存伴出的地方陶瓷器做辅助；C.参考一些成序列发展的典型器物的演变规律[6]。在前人的基础上，施劲松和郑小炉两位学者的观点则更加成熟和具体。施劲松认为，对于界定融合型与地方型铜器的地方性特点很难作定量分析，因此将两型合为一型，在具体研究中具体分析。他的断代方法是：首先运用中原铜器标尺来推断中原型铜器的年代；其次根据铜器的组合和总体风格，结合墓葬共出的陶器，来判断包含中原因素的地方型铜器的年代，其中那些可能起源于当地的铜器，其年代不应晚于中原的同类器；最后对于不具有可比性的地方型铜器，只能参考中原的铜器标准来划定大致的年代范围[7]。郑小炉对南方地区青铜器断代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专门探讨，基本思路与施劲松的大体一致，并提出了如何判断一组共存青铜器年代的方法：若组内各铜器年代跨度较小，该组青铜器的年代也就是各件铜器的年代，如安徽繁昌汤家山出土的铜器可判明年代的基本都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之间；若组内铜器年代有一定的时间跨度，那么铜器组的年代只能以组内时代最晚的铜器作为年代下限，如江苏丹徒大港烟墩山M1中出土的宜侯■簋年代多定为西周康昭之时，而同出的铜盘的年代显然可以晚到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