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国家生产路径.docVIP

. .. 杨阳：论中国国家的生成路径及其影响 论中国国家的生成路径及其影响－中国早期君主制及政教合一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起源 一、引　言 　　关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摩尔根所建构的分析模式与中国早期历史实际间存在着较大的裂隙，正如王和所言：“一方面，按照经典理论的解释，无论是雅典模式，罗马模式还是德意志模式，国家都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因此，国家区别于氏族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已经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中国历史的实际又不断提示史学工作者：夏商时代既是一个确凿无疑地存在着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作为体现‘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的产物’的国家所应具有的权力机构（如官僚、军队及相应管理机构）和意识形态已经出现的时代，又是一个其人民划分仍然保存着鲜明的血缘特征，由血缘和地缘结合方国组成的‘天下众邦’的时代。”[1]当然，反差还不仅表现为“氏族血缘是否解纽”方面，甚至夏代阶级矛盾是否已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也没有多少史料能够予以证实，何兹全曾因此反对将夏朝的建立作为国家产生的标志。[2] 　　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这一分析模型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指责。童恩正结合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新成果，列举了其对中国史前史研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3] 谢维扬则着重对其“部落联盟”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