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运会54年四变革.docVIP

从第一届全运会的政治诉求到第四届全运会的竞技爆发,从第五届全运会正式加入国际体育大家庭，到第六届全运会开始市场化试水，全运会在之前的三十多年里经历多次角色功能转变。而进入1993年第7届全运会上，奥运战略和举国体制开始大行其道。 全运初生，新中国对内忧外患的考量 “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体育，整个国家百废待兴，很多人锻炼身体就是为了建设国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首届全运会以54秒4打破400米栏全国纪录） 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在新生的共和国，毛主席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也迅速成为整个民族的一致共识和迫切希望。 由于台湾问题，新中国不但放弃了奥运会也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新中国体育重心也转向国内。 1958年开始，“大跃进”渗透到了每个行业中，体育也没有例外。那时，普通工人都能脱口而出陈镜开“133公斤”的世界纪录。处于封闭国际环境中的中国体育迫切希望证明自己。中央对体育工作的批示强调：“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将推动我国体育运动进一步发展，对国际上也有很大意义，因此必须开好。” “当时的体育成为大家都期盼的突破点，因为它要向旧制度和西方制度展现自己的优越性。”日后一位传记作家如此写道。 在首届全运会上，游泳名将穆祥雄以1分11秒1的成绩打破男子100米蛙泳世界纪录。而后来成为抗击非典英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也以54秒4打破了400米栏全国纪录夺得冠军。“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体育，整个国家百废待兴，很多人锻炼身体就是为了建设国家。”钟南山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到，当时还是北京医学院学生的他为了能够参加第一届全运会，每天下午5点半放学后都要在校园里坚持跑步训练。因为学校饭堂关门比较早，每天训练结束他只能独自来到校外的合作社买饭吃。 虽然最终没成为职业运动员，但钟南山回忆起那段过往，总是说体育对他一生产生极大影响，“它教给我力争上游的精神。体育的精神是‘你好，我比你更好’，而不是用不正当手段‘把你压下去，才显得我好’。就像跑百米，你是12秒，我就要跑到11秒8，这是力争上游的健康思想。在我的一生中，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这样的教育启示，对运动精神的理解，恰恰是如今转型中的中国体育所缺失的。 紧扣时代符号的团体操 从政治使命到群众舞台 “每个人一本《毛主席语录》，得几尺布票，一双鞋，这在当时是很荣耀。”——北京市三十一中学前体育教师徐培文（1964年就被借调参与准备“革命赞歌”的团体操，1983年任第5届全运会团体操编导） 彼时，举办全运会的政治意义大于竞技意义。 第一届全运会共设36个比赛项目，其中无线电收发报、航海模型、飞机跳伞、摩托车越野等都是正式的竞赛项目。“这是明显的时代特征，反映出仅有10岁的新中国对内忧外患的考量。”来自沈阳的历史收藏家詹洪阁说道。一本1959年发行的《第一届运动会纪念册》是他众多收藏中的骄傲之一，而翻开这本纪念册，一段被尘封的历史在那些镜头里被娓娓道来。 带着政治色彩的大型团体操是当时全运会开幕式上的一大看点。据介绍，1959年的团体操“全民同庆”由7823人参加完成，给后来历届全运会团体操表演定下了基调。1965年，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后，二运会举行，并被赋予振奋人心、增进团结、显示力量的特殊意义。16360人参与演出的团体操“革命赞歌”，把当时“大寨”、“人民公社”和“大庆油田”的元素都加入到了其中。 那个时期，整个国家在乐观主义精神和严峻现实笼罩下进行一场略显盲目的自我改造试验。全运会和充满自我表达欲望的团体操本身就是这场试验的一部分。 北京市三十一中学的体育教师徐培文在1964年就被借调参与准备“革命赞歌”的团体操。为了这个庞大的演出，他们还到朝鲜进行了观摩学习。徐培文说，参加团体操训练的学生得到梦寐以求的奖励，“每个人一本《毛主席语录》，这在当时是很荣耀的，大家都很高兴。还有每个人几尺布票，一双鞋。虽然看着很少，但一万多人，花费还是很高的。” 由于“文革”影响，全运会停摆十年之久。不过这并不影响三运会开幕式上再次上演大型团体操《红旗颂》。当时很多项目被安排在基层单位进行，但那时盛行的工农兵评论比赛、运动员参加劳动等却阻碍了竞技体育的发展。“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让比赛并不紧张激烈，就像庄则栋在三运会闭幕式上发言所提到的例子：“同志，我忘了戴护腿板了。”“用不着这些玩意，咱们都是无产阶级。” 说起这些带有明显政治符号的团体操，徐培文有着自己的理解。1964年的那次亲密接触让他与全运会结下了不解之缘，19年后，徐培文成为了第5届全运会开幕式团体操的一名编导，“团体操为群众体育搭建了一个极好的展示舞台。这恰恰是对体育竞技性的补充。”徐培文并不认为团体操在当下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压抑的荣誉饥渴 放大的举国体制 “从那时起，感觉我们这些搞体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