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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金融改革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金融改革进入攻坚期，改革的风险和难度不断增大区域性金融改革是我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维度，是我国金融改革新的突破点，也是区域发展模式的一种全新探索，具有服务实体经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全国金融改革探路的重要意义。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将政府因素作为金融制度形成的内生因素，尝试分析了区域性金融改革制度变迁的动因、路径以及企业、政府和金融制度之间的变迁与选择过程，为区域性金融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区域性金融改革；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 一、引言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已持续了三十多年，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通过恢复专业银行、打破单一金融机构、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建立浮动汇率制度、外资金融机构获得准入、利率市场化改革、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建立分行业监管体系、资本市场股权分置等一系列渐进式改革，实现了由计划金融向市场金融、封闭型金融向开放型金融的转变。实践证明，这种全局性、强制的、“自上而下”的金融改革方式极大释放了经济的增长活力，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经济与金融发展不协调，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等问题凸显出来。虽然我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在加深，但与其他领域相比，金融改革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环节，存在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诸多问题，如金融机构数量和种类不足、资本市场发展不均衡、民间金融发展受限、金融国际化程度不高等，这些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结构发展和调整的“短板”。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金融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为加快探索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模式和新途径，避免走大的弯路，区域性金融改革成为了我国金融领域改革与发展的另一个新的突破点。从2012年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以来，我国先后开展了十几个区域性金融改革试验，有金融综合改革型试验区，如珠三角、福建泉州、云南广西、山东青岛等；有国内自贸区型试验区，如上海、福建、广东等；有综合配套改革型试验区，如天津滨海新区、深圳、义乌、沈阳、长株潭等；有自主改革型试验区，如山东、宁波、吉林等；有特殊领域改革型试验区；如浙江丽水、湖北武汉、新疆喀什和霍尔果斯等。与全国性金融改革是“中央制定政策，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方式不同，我国区域性金融改革是为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解决地方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的问题，由地方推进的“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改革模式。推动区域金融改革不仅是进一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手段，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区域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自身动力带动整体金融改革向前发展。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将政府因素作为金融制度形成的内生因素，尝试分析区域性金融改革的理论依据。 二、区域性金融改革的制度变迁动因 对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是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内容。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利益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只要这种“潜在利润”存在，就表明金融资源的配置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就可以进行“帕累托”改进，因此，金融制度变迁实质上就是外部利润内部化的过程。（一）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国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造成的后果是国有金融长期处于垄断地位，金融资源配置总体效率低下。杨瑞龙（1998）的研究表明，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分享比例既定的条件下，地方政府追求可支配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目标依赖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实现，而且政府垄断租金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也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说明地方政府推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效率提升作用。虽然我国区域性金融改革初始目标不同，有的是着力解决地方金融存在的问题，如温州是为了解决温州民间资金“两多两难”的供求矛盾；有的是发挥地方金融发达优势，先试先行，如珠三角金融改革是为了创新金融发展方式和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有的是着力点是促进金融对外开放，如云南广西金融改革是为了加强与周边国家的金融合作和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发展。这些区域性金融改革的最终目的都是相同的，即都是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实现政府和企业的潜在利润最大化。这些区域性金融改革采用的是“试验推广”的方式，不仅可以促进当地经济金融发展，还具有极大的示范性和较强的外溢效应，对其他地区起到借鉴作用，实现促进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的目的。（二）现行金融体制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林毅夫（1989）认为由于某种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实施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其中某个特定制度的变迁，可能会引起其他制度安排的变动需求。即某种新的制度的出现一般会使得相关的制度发生相同方向上的变迁，或是具有某种配套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