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装备技术协同创新风险管控的最优激励模型-NSFC.DOCVIP

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13CGL044）；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合作项目(2013GXS2D024) 作者简介：李婷（1990-），女，江苏泰州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供应链管理。陈洪转（1977-），女，山东泰安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技术经济，供应链管理。庄雪松（1992-），男，安徽滁州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工业工程。吴松强（1975-），男，湖北汉川人，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科技创新理论与实践。 复杂装备协同创新风险管控的最优激励Stackelberg模型 李婷1，陈洪转1，庄雪松1，吴松强2，刘畅1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6； 2、南京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6) 摘 要：结合复杂装备协同创新的特点，基于“主制造商-供应商”协同模式，考虑主制造商的优势地位，从协调激励供应商风险控制为抓手，建立了主制造商分担供应商风险控制投入的风险管控最优激励Stackelberg模型。研究给出主制造商最优风险管控成本分担比例、供应商最优风险管控投入以及风险管控最优水平。最后基于风险敏感系数和供应商利益分配比例的系列取值，进行了数值仿真分析。研究得出：复杂装备协同创新过程中，供应商的风险管控投入与风险敏感系数成反比，与分配比例成正比；在供应商的最终利润分配比例一定时，供应商最优风险管控水平与风险敏感度成反比，即风险敏感度越大，供应商最优风险管控水平也就越低；主制造商对风险管控投入成本的分摊对供应商的最优风险管控水平起决定作用，主制造商承担的投入比例越大，供应商最优风险管控水平就越低，主制造商承担的投入比例越小，供应商最优风险管控水平也越高。 关键词：复杂装备；成本分担；风险管控投入；风险管控水平 中图分类号: F252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伴随着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具有高附加值的复杂装备新技术研发日益受到广泛关注。1998年，Hobday教授基于复杂产品与传统大规模生产模式下的产品差异，首次界定复杂装备是指研发及生产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高度化的专业技术知识集成、密集的知识结构、基于客户需求的单件或小批量生产的大型设备或系统[1-2]。复杂装备新技术的研发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是融合了新技术、新知识在深度与宽度以及客户化要求为一体的系统工程，而且是融合了自动化、航空航天、动力学、计算机、机械制造等多个不同学科领域的高新技术[3]。因此，传统的制造商与供应商的供应关系已不能满足其研制的需求，伴随而来的“主制造商-供应商”的战略协同模式成为其主流研制模式。 复杂装备一般是多系统耦合的结果，技术难度高，复杂的结构、数万乃至更多零部件数量，外加上客户需求的独特性和多变性，这些最终造成复杂装备研制过程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其创新风险远高于一般产品的研发风险。陈明等人从分析和控制产品研发技术风险的角度，解析了复杂产品研发的技术风险管理体系结构[4]。李晓松等人通过构建武器装备研制风险的云推理评估模型，实现了定性变量与定量变量的相互映射，以及武器装备研制风险的准确评估[5]。因此，复杂装备研制是一个充满了风险与挑战的系统工程[6]，对其协同创新风险进行有效地管控成为了主制造商供应商战略协同创新的首要任务，其风险管控问题也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Edouard采用决策树方法研究了“接受”、“改进”和“延迟”三种风险控制策略的选择问题[7]。Smith根据风险容忍度绘制出风险阈线，给出了风险管控标准[8]。Ben和Raz提出了具有成本效益的风险控制措施选择模型，并用贪婪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9]。Steven通过分析协同创新的需求风险，提出了选择风险措施的启发式算法[10]。苏越良等人从全局角度出发，提出了复杂产品开发项目风险控制调控度及其调控矩阵概念，并建立一种复杂产品开发项目风险协调控制算法[11]。袁博等人通过考虑多种技术风险后果及其影响权重，对传统的风险矩阵进行了改进，得出航空装备研制风险计算模型，并给出了航空装备研制风险的预警流程[12]。 本文基于现有文献研究和主制造商供应商的合作模式特征，结合复杂装备的协同创新特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1）在复杂装备协同创新的“主制造商-供应商”模式中存在着核心主体主制造商和从属主体供应商，在这样一种组织系统内部，主制造商作为该网络的核心主体，能够调节各个供应商的活动，利用地位、信息等优势条件诱导各供应商努力投入[13]。主制造商如何借助与发挥自身地位和优势，调控供应商的风险控制行为，研究风险管控策略是该模式下战略协同创新的重点。张建壮等研究指出，额外的资源投入是控制风险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