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没法给分税制打高分.DOCVIP

国情没法给分税制打高分 【原文出处】经济学消息报 【原刊地名】成都 【原刊期号【原刊页号】① 【分 类 号】F61 【分 类 名】财政与税务 【复印期号】200501 【作 者】汤安中 【摘 要 题】改革探索 建国以来，我国财政体制经历了数次重大改革。建国之初是一种前苏联模式的统收统配的中央集权体制，连续实行了20年之久。1980年开始改行“分灶吃饭”的分权体制。1988年后又改为递增包干、上解递增包干、定额上解、总额分成、定额补助等多种形式的“大包干”管理制度。然而所有这些改革，实际上均未跳出计划经济财政框架。在经济形势的逼使下，1994年终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跨出了决定性的、带有革命意义的一步，即分税制。由行政性分权跨入了经济性分权，成绩不小，但成本高昂、产品太贵。就这个产品的“质量”而论，从国情的红线来检验，没法给她打高分。就总体而论，存在两大缺陷： 一、过早、过高地将财力集中于中央，不符合当前国情 1994年分税制前，地方财力大多年份均占全国财政收入的70%以上，1993年曾达到78%，而1994年突然降至44%，一年中减少了34个百分点！地方当年净减了1080亿元财政收入，即1/3。虽然曾设想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地方一些财政补助，但在财政自利偏好倾向下，中央财政也总是在先考虑当年中央自己的各种开支后，才决定给多少，因而并不按事前定的标准公式转移，实际转移支付远小于规定。1998年，按公式需转移支付630亿元，实际只支付了22亿元，2002年也仅支付279亿元。致使一些地方财政处于超负荷运行。 这种过早、过快、过高地集中之不当有二： 1.对转型中的地方经济带来很大的破坏性。 我国现在处于转型期，百业待举。每笔地方财政收入均等着支付，无积余可言。地方财政赤字累累，现在又突然砍走1/3的财政收入，当然引起地方经济与社会秩序的混乱。本来就入不敷出的县、乡财政，从哪里去找那么大的收入给政府员工、广大教师发工资呢？已开工的一系列靠政府支持的工程建设不能一律喊停，停后的损失更大。挖了的马路总不能老是坑坑洼洼，高价引进的先进设备总不能一味存封，一些贫困县甚至将乡政府的差旅费砍了70%，还停发了工资。有的县无奈之下几乎全体干部出动去收税费，一时税费之乱可想而知，导致不少地区基层组织运行秩序的混乱。 2.中国当今的基本国情是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极为突出的国家，因而今天最大量的“事权”仍在下面。过高地将财力向中央集中，形成了一个“逆行”——财权与事权的逆行。 许多经济界人士之所以极力主张将更多的财力快速向中央集中，主要理由不外有二：一曰为了加强宏观调控，二曰发达国家中央财政收入均占国家财政收入的50%以上，我们应效仿。我认为，“宏观调控”理由那是一个十分模糊的理由，究竟需要集中多少呢？中央财政收入占到60%、80%？或90%为宜？谁都难以说清一个百分比，谁都讲不出令人信服的确切理由。至于讲到经济发达的国家的高比重，我查阅了一些资料，确实如此。一些发达的国家如美国1995年，全国财政收入，中央财政收入为14426亿美元，占61.4%，当年51个州地方财政收入为9037亿美元，只占38.6%。但这些人忽略了一个最基本事实，美国是高度发达国家，农村与各州中小城市经过上百年的建设，各种基础设施已基本完备，自来水、电话、电视、互联网都“村村通”，县乡公路也早是“硬化、标准化”，中小学、医院、防疫公共福利等设施也齐备，可以说已达“饱和”。现代化的事权已基本完成，当今要做的只是在这个高基础上再做些后现代化的锦上添花工作。 而中国呢？她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非常突出的国家，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不少地方的落后面貌大有改善，但中西部广大地区及东部山区仍然极为落后，路的“村村通”还被一些市县作为奋斗目标去追逐，即使已完成的村村通路，还都是很“初级”的。自来水，互联网远未达到“村村通”，卫生保健、高初中义务教育、乡村学校标准化等等，差之更远。正所谓“百废待兴”。要做这些事，就要钱。现将大量的财政收入上移，地方自然极感困难。 再者，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大部分人口仍居住在农村。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前已完成了城市化，集中化程度极高，达到70%以上，且生活环境质量极佳。而中国城市化在2002年也只达到39.09%，还有9亿人口在农村。我们既然要“以人为本”，而如今大多数的“人”还都居住在“下面”，那么，就应留给县、乡以更多“财权”，否则实有悖“以人为本”的基本国策，也不利于消除二元经济的结构性障碍，不利于实现5个均衡发展。 二、1994年的分税制着眼点是“如何切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 改革之初，曾设想：一方面可以将更大财力集中中央，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鼓励地方多创税收”，但实行结果看并非如此。1993年与2002年相比，中央财政收入分别为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