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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内容不法刑法应对策略 【摘要】网络直播作为新兴的文化传播方式，以娱乐化的形式走进了普通大众的生活，在互联网中占据了可观市场。网络直播的风潮捧红了一大批网络主播，有些主播为了获得更多知名度与经济利益，而盲目追求直播的新奇，所以内容往往涉嫌宣扬淫秽、暴力和教唆犯罪等。直播内容不法如果严重侵害法益，则可能构成犯罪，但是依靠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与传授犯罪方法罪难以全面评价与制裁网络直播这种“一对多”的新行为模式。因此，刑法的应对思路是对行为的评价实现从“传授”向“传播”的转变，同时网络平台责任和刑法的适用边界都值得深入研究与思考。 【关键词】网络直播；刑事犯罪；平台责任；刑法边界 网络直播在智能手机的普及与互联网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俨然成为了一种新兴的文化传播方式。作为互动和交流的文化平台，网络直播为大众提供了娱乐、学习的便捷通道，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网红”――受粉丝追捧的网络主播。网络直播产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而直播内容的质量与层次却良莠不齐，不少网络主播为了取得关注、获得打赏，不惜靠新奇搏出位。低俗、色情、暴力等内容充斥着网络直播平台，直播文化变得污浊不堪，甚至逾越了道德和法律的红线。 一、网络直播不法内容的危害性分析 “萨德事件”将韩国乐天推上风口浪尖，全国上下掀起了抵制乐天韩货的风潮。一段关于女子在乐天超市肆意毁坏、偷吃货架商品的直播视频被曝光，引起了一众网民的讨论与非议。只见视频中的女子随便拆开商品的包装袋，捏碎袋中的食品，还作出竖中指的动作。女子的这段直播虽然是她个人对抵制乐天的情绪化表达，但是经过网络的传播，影响和后果被放大，事情的严重性已经不仅仅是个人道德问题那么简单了。（一）传播内容的不可掌控性。从大众传媒到网络直播，实现了传播方式质的跨越。网络直播保留了传统传播平台的开放性，只要在有网络覆盖的环境下，拥有一台电脑或者一部智能手机就能够实现信息和资源的共享。“但网络直播以其实时互动和实时发布的独特优势突破了传统大众传播的延迟性与间接性”[1]，从而使直播内容具有了即时传播、不可更改的特点。这种旨在提供最真实的用户体验的直播模式，大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以传统传播媒介发布的内容，如果含有违背道德或法律的不良信息，尚可使用网络监管，经审核未通过的，在正式发布之前即被删除。但是对正在进行的网络直播进行监管却相对困难，因为直播的信息从发布到传播，这个过程仅有几秒钟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事前的网络直播准入管理不到位，主播一旦利用直播平台发布不良信息，产生的危害则不可逆转。（二）诱导低龄化受众效仿。网络用户中青少年占据了相当比重，对于在互联网时代中成长的90后和00后，自然成为了新潮的网络直播的主要受众群体。由于青少年的价值观还未真正形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很容易受到直播中所传达的暴力、色情等错误价值观念的影响。网上有直播捕杀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的视频，其中使用的猎夹、猎套等已经违反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这些主播并非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涉嫌违法甚至犯罪，但为了迎合网络受众猎奇的心理，提高自己的关注度，以换得经济或其他收益，所以屡屡突破道德和法律的底线。网络受众中相当一部分是缺乏独立判断能力的未成年人，他们的心智尚未发育完全，很容易被直播内容洗脑并且效仿。网络直播存在的法律问题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地步。（三）直播门槛低、风险小。直播内容从开始的游戏等竞技比赛发展到现在的吃饭、聊天、化妆等生活类直播，由于直播不要求内容具有专业性，所以只要手头有一台移动设备，似乎每个人都能开直播，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民直播的时代。网络直播平台的开设本身就是为了给网络用户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突出个性的机会，注册成为一名正式的网络主播的门槛很低，所以难免鱼龙混杂，其中不乏道德素质低下、法律意识淡薄的主播。虽然在2016年4月，百度、搜狐、优酷、花椒等20多家网络直播企业的主要负责人联合签署了《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加强了对直播平台的监管，但是仅要求主播实名认证，直播内容存储不少于15天等一系列审核监管措施，仍难以有效防控直播不良或违法内容现象的发生。另外，违法违规所承担的法律风险小，也是网络直播乱象横生的原因之一。据文化部发布的《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①，直播内容含有宣扬淫秽、暴力、教唆犯罪等禁止内容的，对直播平台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仅几万元的罚款数额对于依靠直播动辄盈利成百上千万的直播平台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在违法所能获得的巨额收入与违法所付出的微小代价之间，不少直播平台怀着侥幸心理甘愿以身试法。 二、网络直播不法内容的刑法应对困境 网络直播作为一种“一对多”的信息传播方式，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等特点，一件在生活中普通的违法行为一旦被以直播的方式在网络空间传播，那么产生的危害后果就会成倍放大，倍数是观看直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