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docVIP

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 引言 时下学界每探讨历史课题，必首先论述其地位，内中往往又不乏过甚之词。如果我们沿袭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当年的说法，将宋代艳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并认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早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几百年，只怕有哄抬历史地位之嫌。宫崎氏同时又说： 中国的文化，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渐渐扭转了这种落后局面，追上了西亚；到了宋代便超过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1] 宋代以前的中国文化是否果真落后于西亚？这里姑且置而不论。但他认为宋代文化“居于世界最前列”，显然属于平实之论。 早在北宋熙宁年间，国史编修官李清臣就说：“朝廷文明，不愧三代汉唐”。[2]南宋末年，蒙古国信使郝经则把宋朝连同先前的汉朝、唐朝盛赞为“后三代”。他上书宋理宗说： 汉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贵朝则似乎周，可以为后三代。[3] 陈寅恪先生在四十多年前，进一步认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4] 邓广铭先生最近又指出： 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5] 估计之高，无以复加。 宋代文化横比当时世界各国，超过世界各国，处于领先地位；纵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又一个新高峰。对宋代文化的这两个基本估计，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不过，把握宋代文化的时代特征或许比揭示其历史地位更重要。钱穆先生说得对： 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6] 他认为，在宋代文化史上有三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即“宗教思想之再澄清”、“民族之再融合”、“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7]钱氏的阐述未必处处精当，但颇有启发性。 宋代文化最为明显的特征，恐怕莫过于相对普及。它同时又象征着宋代文化的繁荣。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表现在哪里？原因是什么？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奇童出盛时”，“妇女多能诗” 有宋一代神童多、才女多、儒将多。这三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或许即反映了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在年龄上不分长幼、在性别上不分男女、在行业上不分文武。 所谓神童，众所周知，无非是指智力超常的儿童而已。在宋代，诸如王禹偁九岁、丘浚十岁、孔文仲七岁、蒋堂六岁、黄庭坚七岁会写诗、能作文一类的记载，比比皆是。特别叫人吃惊的是，杨亿“数岁不能言”，突然吟咏《登楼》诗：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8] 朝廷为选拔超常儿童，从宋太宗时起，设立童子科。[9]宋绶、晏殊、姜盖、李淑、蔡伯俙等在宋真宗时，先后被赐予同进士或学究出身。其中福建蔡伯俙年龄最小，只有三岁，宋真宗欣然赐诗一首： 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 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儿自得老成姿。[10] 此后，从宋仁宗朝到宋徽宗时，赐出身者20人；宋高宗朝，求试者36人，授官者6人；宋孝宗朝，求试者74人，授官者7人；宋光宗朝，求试者17人。嘉熙元年（1237），女童林幼玉应试合格，宋理宗下诏，特封孺人。这些智力超常儿童，有的后来受到重用。宋孝宗时，礼部在奏疏中说： 本朝童子以文称者，杨亿、宋绶、晏殊、李淑，后皆为贤宰相、名侍从。[11] 宋代神童较多，与当时不少人主张“教子当在幼” [12]有关。欧阳修说： 教育之法，始于童子，谓之小学，君子重焉。[13] 宋代的中央官办小学创设于元丰年间，崇宁元年（1102）十月又命令州县普遍建立小学，负责教育8到12岁的儿童。政和四年（1114）二月，中书省上奏： 小学生见近一千人，入学者尚未已。[14] 可见，当时官办小学之兴盛。民办小学与官办小学相比，不仅数量多，而且兴办早，并深入到乡村。民办小学的情景多次出现于诗人笔下，如宋伯仁《村学纠》： 八九顽童一草庐，土朱勤点七言书。 晚听学长吹樵笛，国子先生殆不如。[15] 赵汝鐩《憩农家》： 农家颇潇洒,虢虢清泉流。 ………… 群儿窗下读，《千字文》、《蒙求》。[16] 《千字文》、《蒙求》是宋时使用的小学教材，编写于前代。宋代编写的小学教材除颇负盛名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而外，为数尚多。如欧阳修所编《州名急就章》： 别州自禹郡于秦，废置经革难具陈。 皇家垂统天下定，疆理万家承政令。 ……[17] 乡村小学数量太多，教师当中难免有滥竽充数者。如鄱阳（今属江西）千秋乡的李晟，就是个冬烘先生。他“读书不多，年过五十，犹为人训蒙，两目浸昏，夜不能视一物”。[18]谢深甫青年时代在家乡教书，自己“始不过读《兎园》耳”。[19]所谓《兎园》，无非是儿童读的有图画的故事书。这类老师教学，自然笑话百出，甚至将“郁郁乎文哉”误念为“都都平丈我”。曹元宠《题村学堂图》讽刺道： 此老方扪虱，众雏争附火。 相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 乡间学童习以为常，居然拒不接受纠正。当时人不禁感叹： 都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