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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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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对票据习惯的调查研究及其与立法的关系
张群 , 张松
关键词: 北洋时期/票据习惯/调查研究/票据立法
内容提要: 我国的票据习惯历史悠久。在票据制度的近代化过程中,如何统一和改造旧式票据是第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北洋时期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活动中,官方和民间都十分重视对票据习惯的调查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学者们则就如何对待票据习惯问题进行了很好的研究,并在立法上进行了多种尝试。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票据法的近代化。对我们今天的立法来说,自不无启示。
我国的票据习惯历史悠久。在北洋时期,钱庄的庄票风行于大江南北的都市和乡村。甚至外国银行要在中国开展业务也要借重各钱庄的庄票。 [1] 但是,由于钱庄本身规模不大、经营方式落后、缺乏统一规划,不但各省庄票互不相同,甚至同在一地的钱庄之间也各不相同,使用很不方便,安全性也很差。随着外国银行的进入,以及华人资本银行的开设,以庄票为代表的旧式票据,越来越难适应商业往来特别是国际贸易的需要。票据法的立法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2]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旧式票据流行久远,钱庄也依旧有比较大的实力和市场。要很好地完成票据法的立法工作,实现中国票据制度的近代化,就必须首先解决如何统一和改造旧式票据的问题。对此,当时的立法官员和学者都有比较一致的看法。 [3]
而第一步,自然是调查各地的票据习惯,进行认真的研究,得出比较科学而又切合实际的结论,从而实现票据习惯的改造和统一。事实上,在北洋时期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活动中,对票据习惯的调查是一个重要内容。在票据立法和研究中,如何对待票据习惯也是一个讨论颇多的问题。
但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到底如何呢?对立法又有什么影响呢?有关论著多未涉及。有关论文如西南政法大学李胜渝老师《中国近代票据立法探析》和《北洋政府票据立法论略》两篇论文, [4] 主要考察的是民国时期特别是北洋政府票据法立法思想的变迁,对票据习惯的问题有所涉及;但限于主题,对票据习惯的调查研究没有专门论述。湘潭大学胡旭晟老师《20世纪前期民商事习惯调查及其意义》是一篇专门论述当时民商事习惯调查活动的论文, [5]但由于该文论述范围较广,故对票据习惯调查着墨不多,对研究情况则根本未言及。
本文从票据习惯的调查、票据习惯的研究及其与立法的关系等方面稍作考察,希望对以上论文有所补缺,从而加深对当时民商事习惯调查研究以及民商事立法的认识。
对调查票据习惯,北洋时期的官方和民间都比较积极。但就成绩而言,民间机构的要显著一些。
官方早在清末就开始调查票据习惯。其时,为拟编民商法,曾令各地调查习惯。关于票据部分,也分别款项,设为问题。但各省答复者,寥若晨星,通都大邑,往往付之阙如。而就造送者观之,也大都是依样画葫芦,牵强附会,不足凭信。
民国建立后,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都先后组织调查。民国三四年间,修订法律馆为制订商法,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各地商业习惯的调查。其中,即包括对票据习惯的调查。该馆调查员李炘曾根据各地上报的资料整理成《我国票据固有习惯之调查》一文,发表在民国十二(1923)年一月出版的《法学会杂志》上。 [6] 文中有以上三十三种票据样本现存修订法律馆之语。但是,就总体而言,成绩可能不大。因为在此前的1922年,李炘又在上海银行周报社《票据法研究》专号上发表《调查票据法习惯设问》一文,提出了票据与纸币的区别、中外票据融通问题、各地票据种类等三个大问题。在1922年北洋政府第一次起草票据法前夕,李炘还曾就日人所著《清国商业纵览》、《最近支那经济》、《支那金融机关》等三书中,摘其大要,译成数章,以为立法参考。当时缺乏票据习惯资料的情况由此可见。这也难怪修订法律馆官员王凤瀛在1924年回忆法律馆的调查时评价不高。 [7]当时的最高审判机构--大理院曾发布了一些票据案件的判例要旨。这些判例多是依据各地习惯做出的。自可以视为习惯之一部。 [8] 另外,在各省高等审判厅附设的民商习惯调查会,曾根据听讼所得,收集了一些票据习惯。修订法律馆官员王凤瀛根据各省民商事习惯调查会的报告,整理成《票据习惯目次》一文,发表在民国十二(1923)年一月出版的《法学会杂志》上。但内容很有限,远不足以供研究之用。财政部也曾经特派专员,调查津、沪、汉、粤各处商业票据习惯,以为将来编订票据法之准备。 [9] 不过没有看到公开出版的资料。
在民间,有一些金融和商业组织的调查。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曾委托各分行号,调查各地通用票据情形,发表于该行刊行之通信录。王凤瀛评价颇足资参考,应该很有成绩。 [10] 另外,上海总商会在关于商人团体自行编订《票据法》给各商会的函中,也曾经有调查各地习惯、以免立法有隔阂之弊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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