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1期（总第316期）课件.docVIP

精品文档 2019年第1期(总第316期) 辽宁省财政科学研究所 辽 宁 省 财 政 学 会 2019年1月15日 本期主题：减税降费 [按]在供给侧改革降成本要求下，十九大报告将稳定税负的目标改为降低税负，体现出税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2018年上半年减税降费举措密集落地：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增值税改革措施，4月通过降低收费措施和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鼓励创业创新等其他减税措施，5月1日增值税三项改革开始实施。与此同时，2018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10万亿，同比增长10.6%，增速超同期6.8%的GDP增速。随后，为使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确保全年减轻税费负担1.1万亿元以上的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出台新的减税措施，切实降低实体经济成本。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但免征额提高至每月5000元等部分政策，从2018年10月1日起先行实施。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加之经济的下行压力，有望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创新能力和效率，加快发展壮大新动能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减税降费的提出 “减税降费”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名词首先出现在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该词将“减税”和“降费”结合起来，是整体上的减税。2015年经济增速破七，加上从2010年到2015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经济走势可能既不是“V”型，也不是“W”型，而 精品文档 很可能是“L”型。自此，减税降费开始被高度重视，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减税降费更是成为降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报告中的“稳定税负”也被十九大报告中的“降低税负”替代，中国正式从2009年以来的结构性减税进一步演进为减税降费共同推进时代。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面临三大国情约束条件：能源、环境、空间压力约束，“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考验以及最大发展中国家弥合二元经济走向“共富”的挑战。破局的关键在于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通过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存量调整、增量培育等措施实现发展升级，其实质是要改变传统的通过需求刺激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核心是提高潜在的产出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适时、及时，再次彰显了中国在重大变革前的英明决策能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着手解决供给总量与结构的问题，也需要需求管理的紧密配合。政府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可以同时满足这两个约束条件。 从生产端来看，一方面，实施总量性减费降税政策可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从类型上讲，企业成本主要包括税费负担、制度性交易成本、融资成本、人工成本、用能成本、物流成本等六大类，政府通过较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减轻企业负担，着力防范和化解当前风险，逐步化解过剩产能、高库存、高杠杆率对经济发展的风险威胁，在焕发企业经营活力的同时提高资本回报率，从而起到稳定就业和促进投资的作用。另一方面，税收要通过系统而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在促进研发投入、提升产业结构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提高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配置效率，实现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由创新驱动的转变，例如，当前过剩产能的化解、“僵尸企业”的处置、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就是希望通过淘汰一些落后产能和企业，通过创新来调整供给结构，化解经济风险。 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管理的配合。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增加总需求，引导需求结构的变化，有助于宏观经济四大目标的实现。所以，减税降费不仅是积极财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供给学派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和重要抓手。换句话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实施减税降费的政策背景，也是实施减税降费的理论依据。 中国近期减税降费措施和特点 自2016年开始推行的减税降费，涉及面广，规模巨大，同时呈现出与税制改革紧密集合、与创新创业紧密结合以及“结构性减税与普遍性降费”相结合等特点。 一、本轮减税降费措施 2016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减税降费至少进行了5次部署，各部门也出台多项政策（见表1）。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中涉及减税降费的篇幅超过往年，除继续推行2016年的减税降费措施外，增值税率由四档简并至三档，引人注目（见表2）。2018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1-5月涉及减税措施12项，降费措施7项，7月以来又陆续推出新的减税降费措施，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见表3）。 表1 2016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