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动因与影响再探索.DOCVIP

西安事变的动因与影响再探索 刘志恒 可以说，没有“九·一八”就不会有“双十二”。前者使东北三省沦为殖民地，三千万同胞成为亡国奴；使张学良的东北军成为无家可归的流亡集团。他们昼思夜想的是抗日救国复土还乡。而蒋介石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最终把张学良逼上“兵谏”之路。后者把张学良最早提出的“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变为现实。 （一）西安事变的动因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痛失东北。继而热河失守，他又难辞其咎。举国上下责骂，张的威信一落千丈。他背着“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跌入政治低谷。蒋介石为缓和舆论压力，准张辞职，代其受过，出洋考察。张学良出国之日，正是国内形势江河日下之时。蒋继续对外妥协，对内全力“剿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各界民众均有亡国无日之感。张下野时，曾借用美国总统林肯的话说蒋：“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②以此表达对下野不服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深信究竟谁是真正的不抵抗者，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 1、“九·一八”事变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这是西安事变直接的动因。“在日本炸弹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时候”③，各党各派各界在新的形势下，都遇到了生死存亡的问题，必然改变其原来的政治态度而有新的选择。民族资产阶级也产生了分化。马占山的抗战和福建蔡廷锴反蒋抗日政府的成立就是证明。 “九·一八”事变后，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发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进一步推动了工农群众抗日爱国运动的不断高涨。中间势力主张共同救亡的呼声也很突出：“1931年12月9日，由社会各界名流汇集而成的‘国难救济会’，呼吁统一救亡。”次年史黄才、沈钧儒、章士钊等60余人联名致电全国及即将召开的国事会议，提出：“凡民族争存于世，以合作为最重要条件，要求国民政府化除杜绝合作之党治，实行全民宪政，以求国家的统一。”同年大公报社长发起《废止内战运动》，称：“内战不止，一切无从谈起。”所以，西安事变是顺应民意要求的。 2、蒋介石的误国方针是促成西安事变的另一动因。面对“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人民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为实现其独裁专制，早在1931年7月23日，他在《告全国同胞书一致安内攘外电》中，就提出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谬论。8月22日，蒋在一次讲话中又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做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而不可得。”④这与慈禧的“宁予友邦，勿予家奴”的卖国哲学如出一辙。当日本在东北制造了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阴谋为侵占东三省制造借口，张学良向蒋介石请示机宜时，蒋却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大开方便之门。 从1930年12月到1933年9月，蒋介石先后动用数百万军队，耗资4亿银元、对中央苏区发动五次“围剿”，红军被迫反击，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领导下，红军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来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控制了苏区的军政大权，错误估计形势，运用错误的战略战术，致使红军不得不开始南北大转移长征，日本则利用国共两党长期内战之机，扩大对华侵略，先东北，后华北，再江南，这就更加促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各党各派为寻求统一一抗日之道而奋斗。 3、张学良最早提出的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是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张学良旅欧归来之日，正是蒋介石“剿共”最力之时，也是民族危机严重，人民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浪潮越来越高之时。张学良幻想很快助蒋实现武力统一，以达抗日之目的。这恰恰中了蒋介石既消灭红军又削弱东北军的一箭双雕之计。他在此“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思想活跃而又充满矛盾：一方面鼓吹法西斯主义，拥蒋武力“剿共”，认为这是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良策。但又准备“本着真理正义可以向领袖诤谏，甚至如古人为人臣者之以尸谏，亦所不辞。”⑥一方面不满共产党“破坏秩序，影响抗日”，同时又觉得民间疾苦不加解除，共产党的问题不能根本解决，“即是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⑦一方面积极参与“剿共”战争，但又觉得不铲除滋生共产党的乱源──帝国主义与土豪劣绅，“剿共”势难进行下去。于是他认为“共也好，不共也好；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使自己的国家能在世界上与各国共存。”“尚有些微血性，知爱国家，并能见及国难严重之人，均应各除私心，决心爱国。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唯一动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