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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约定履行地管辖　司法实务中，合同纠纷案件审理存在大量的管辖权争议，原因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未颁布前，合同纠纷案件管辖的法律规定不明确且存在法律适用的争议。XX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36次会议通过的《民诉解释》明确了合同纠纷管辖法院确定的一般规则，具体阐述如下：一、《民诉解释》颁布前确定合同纠纷管辖法院的现状　我国法律最早对合同纠纷管辖进行规定的是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该法第2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合同履行地或者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管辖。其后民事诉讼法将合同纠纷管辖规定为：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住所地的确定很少产生争议，但合同履行地的确定因法院对于法律理解的不同出现诸多争议。　程序法与实体法关于合同履行地的规定不统一　程序法和实体法关于合同履行地的规定相差甚远，存在很大的脱节。　民事诉讼法对于合同履行地没有具体规定，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至22条只是对购销合同、加工承揽合同等五种合同的合同履行地进行了列举式规定。最高院对于合同履行地也作出了大量的批复、复函、通知。但上述这些规定是不完全列举，没有涵盖合同的所有类型，同时内容庞杂没有规律可循，甚至出现了最高院批复前后矛盾的情况。　《合同法》等实体法则对合同履行地进行了具体规定，《合同法》第62条第3项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合同法》根据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分配和履行确定合同履行地。　司法裁判中的混乱　由于程序法未对“合同履行地”进行定义，实体法对“合同履行地”作了具体规定，因此法院在审理合同履行地管辖争议案件时，存在能否当然援引实体法中“合同履行地”解决程序法管辖问题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援引实体法中“合同履行地”的规定，即对履行地点约定不明确的合同，应当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确定履行地。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可援引实体法中“合同履行地”的规定，原因在于：实体法上的合同履行地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不确定性。当事人是因合同纠纷才诉至法院，合同履行地也是实体审查的一部分，在法院作出裁判前，合同履行地无法确定。二是合同履行地具有多样性。实体法合同义务的履行地，包括主合同履行地、从合同履行地、书面约定的履行地等等。两种观点的差异导致法院在司法裁判中关于合同履行地管辖权异议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不断出现。二、《民诉解释》对于合同履行地的确定规则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民诉解释》确立了一个简便的合同履行地认定规则，即以程序法的规定为原则结合实体法内容，确定合同履行地。　合同履行地的确定规则　《民诉解释》第18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条文引进《合同法》第62条第3项的规定明确了合同履行地的确定规则，即除法律的特别规定，合同履行地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的，争议标的不为给付货币或者不动产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该条文的核心规则为一般情形下，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合同履行地确定规则的具体适用　《民诉解释》明确了合同履行地首先以当事人的约定为准。即合同中明确约定的合同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不再依据实体履行义务的地点确定合同履行地，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满足当事人的管辖预期。　“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中的“给付货币”是指实体内容的合同义务，并非诉讼请求中简单的金钱给付请求。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中要求对方支付金钱，包括根据合同义务支付价款，也包括以金钱的形式来承担合同履行中产生的违约责任，但不能以类似违约金这种以给付金钱的责任承担形式确定合同履行地，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结合合同履行义务的内容确定合同履行地。如买卖合同，甲为货物出卖方，乙为买受方，如甲起诉要求乙支付货款的，此处的货款为合同义务中的“给付货币”，甲为接收货币一方，甲地为合同履行地；如乙起诉甲交付货物不符合约定需要承担违约金的，此处应适用“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甲为履行义务一方，甲地为合同履行地。　根据条文关于合同履行地的确定规则，履行义务需要结合实体法的内容确定。实体法中，合同的履行是指债务人作出作为债务内容的给付，并因此使债权目的达到而归于消灭，合同的履行地点即为债务人履行债务和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