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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的认定 　　当前，合同诈骗在经济交往领域呈上升趋势，其手法多种多样，司法实践中对此罪的认定亦分歧颇多。为了对该罪在认识上尽可能一致，有必要就合同诈骗罪中的有关分歧问题进行一些研讨。■隐瞒履约能力的诈骗认定在合同诈骗案件中多数行为人都以作为方式实施犯罪，但少数案件也有不作为的情况。刑法理论上认定该罪的特征主要是：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就隐瞒真相而言，是指行为人故意隐瞒客观存在的事实，故意隐瞒另一方应该知悉的内容，其采取的方式有作为的，也有不作为的。不作为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不履行合同告知义务，隐瞒合同的履行能力。如甲个人租用了一处楼盘，为开设商场以公司的名义与乙签订装修合同，乙根据合同规定为甲进行了数十万元的装修，工程如期完成，但乙却无法取得报酬，原因是甲原本就没有资金。本案中甲并未履行告知义务，隐瞒了履行不能的现状，致使乙蒙受欺诈。笔者以为甲的故意隐瞒行为应该定罪，理由是：甲通过隐瞒事实真相已达到了其预期目的，即不花钱享有装修成果，并得到了使用和收益，造成乙的财产失控。为此，甲的行为理应承担合同诈骗罪的法律责任。■具有因果关系的诈骗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因果关系常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即：欺骗手段——错误认识——财物控制转移。其中，错误认识处于双重的因果关系中，既是一种结果事实，又是一种原因事实，成为一个因果关系的中介。一般而言，合同诈骗罪表现为因欺骗手段导致错误认识，因错误认识导致财产的“自愿”交付。在一些因果关系中，如果被害人错误在先，行为人利用被害人的错误，通过隐瞒真相的方法取得被害人的财物，这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产生一些争议。如：甲为达到承揽某一工程项目，故意夸大自己的能力和资质，不惜支付数万元预付款或保证金与行为人签订合同。然而，合同初步履行过程中，甲出现了事实不能。这一不能，是甲本身过错所造成，应自己予以承担。如果甲在合同履行中已经发现错误，需要纠正，而行为人知道对方错误，不但不给予协助纠正，相反，通过自己的行为导致错误方错误认识延续和程度加深。这种情况的产生，应视为是行为人积极作为方式所至，应认定其涉嫌合同诈骗。■部分履约的诈骗认定一般而言，行为人为了骗取更大数额的财物，以先履行部分义务作为诱饵或代价，在取得对方充分信任后最终骗取他人财物。当然，对这一事实及性质的最终判定，还是要看行为人的行为趋向。如果行为人在正常的合同履行中，已控制了他人的财物，由于主观上突然产生变化，不继续履行合同，欲将他人财物占为己有，并部分实施了规避法律的行为。后因迫于对方的追讨或警告，又继续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这就不能简单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应视行为终结后再作出判定。因为，行为人的财物取得，正处在合同合法履行的过程中，其主观犯意的变化，从刑法理论上而言，是一种事中故意。这种故意只有在合同履行、行为终结后才能作出判定。如果行为人只履行部分合同义务，事中对后面应该履行的部分，采取无视追讨，携款逃逸、躲避隐匿等行为，这时就可根据行为终结的事实来认定行为人具有诈骗故意。因为行为人先行履行部分，虽说合法，但是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已产生了犯意，并实施了相关行为，应该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迫于对方的追讨，其主观意志又产生了变化，继续履行了合同的全部内容，就不能定罪。■“拆东墙补西墙”的诈骗认定以“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进行诈骗是合同诈骗中的一种特殊情形，它表现为行为人在一定的时期内连续多次实施合同诈骗行为，采用拆骗的方式，边骗边还。我以为，以合同形式拆骗认定合同诈骗，应注意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因为行为人是通过多次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归自己使用。即：骗——还——骗。如：甲以他人歇业的公司名义与乙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乙根据合同规定如数发运煤炭。甲获取煤炭后即低价出售，所得钱款用于个人挥霍。数月后，甲又采用同样的方法和手段与丙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并从丙处所骗货款部分归还给乙，继续满足个人的挥霍。此后又拆骗多次。这种拆骗行为，笔者以为，应对甲合同诈骗行为的次数、金额全部予以认定，归还的部分只能作量刑情节考虑。因为，甲每次实施合同诈骗行为已经全部完成，每次诈骗的事实与内容也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如果对甲诈骗归还的部分不作犯罪事实认定，那么甲实施诈骗后归还给乙的部分就被视作合法化。　　■“借鸡生蛋”的诈骗认定在实践中通常所言的“借鸡生蛋”式的合同诈骗，主要是指单位或个人采用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与自己签订合同，并在取得对方给付的货款、预付款后挪作他用，长期占用后方予归还。如：甲乙两个国企公司互相签订了一份食品购销合同，甲公司根据合同规定，将数百万的食品发送给乙公司。乙公司即将上述食品出售，资金回笼后便长期占用，致使甲公司步入困境。这类国企之间的“借鸡生蛋”，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都不作犯罪处罚。其理由是：不存在非法占有。同样的案例，如无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