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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政府行为的合宪性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城市扩张和旧城改造，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开始表现出强烈城市化的激情冲动。在对“GDP增长”数字的盲目崇拜和对“经营城市”理念的人为误解中，部分地区的城建指导思想违背科学发展观，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不公正的拆迁，尤其是滥用强制拆迁，不仅严重侵害城镇居民的合法权益，引发群众大量上访，甚至引发恶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2003年8月，南京市拆迁户翁彪在玄武区邓府巷拆迁指挥部办公室点燃自己浇满汽油的身体。9月，同样的悲剧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发生在安徽农民朱正亮身上。湖南嘉禾县珠泉商贸城项目建设中,嘉禾县政府违规介入，在“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之下，集体滥用行政权力、严重违法违规、损害群众利益，从而引发了历时近一年的嘉禾拆迁事件。 还有“重庆钉子户事件”、“广州荔湾区钉子户事件”，都是以异常惨烈的表达方式掀开了野蛮拆迁的盖子，借拆迁和征地之名剥夺民众财产利益，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生财之道和一些官商的暴富捷径。有关部门公开表示，很多地方借“公共利益”之名大搞商业开发。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国的城市化进行曲中奏出了不谐音呢？透过城建纠纷这个表面问题，我们会发现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被严重侵犯的情况现在几乎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拆迁纠纷的深层原因实际上已涉及到法律困惑、公共利益、政府职能、司法救济、公众权利等诸方面。本文就城市房屋拆迁纠纷基本成因，从法理与实践两个成面上，对法律冲突、公权错位、操作不当三大拆迁纠纷因素进行了探析。 一、法律冲突 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违宪 当前拆迁纠纷中很多老百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联名提出对有关拆迁的法规违宪审查的建议，有关政府拆迁法规的合宪性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目前全国各地强制拆迁公民合法私有房屋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2001年修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该《条例》不仅没有有效遏止和解决房屋拆迁纠纷，反而使之愈演愈烈，根本原因在于它存在着重大缺陷。《条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行政干预过多，有关强制拆迁的规定本身严重违反《宪法》及《立法法》。按照《立法法》第8条规定，涉及对民事基本权利及财产权利的调整只能由基本法律调整。而根据《宪法》第62条之规定，基本法律的制订主体只能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此看来，《条例》中有关强制拆迁的规定是立法权的严重越位，该行政法规违背上位法，甚至是滥用。《条例》第16条规定，“当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协议时由行政机关裁决”和第17条规定，“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实施强制拆迁”。审视上述两条款，可以发现这一行政法规存在两个严重瑕疵。一是以行政裁决的形式强制干预了民事主体之间合同订立，代替了民事法律关系中合同当事人对各自权利的意思表示；二是以行政法规涉及公民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强制性处置。《立法法》第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而第8条规定把“民事基本制度”和“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列为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因此，作为行政法规的《条例》其第16条、第17条规定与《立法法》第8条的相关规定相抵触。拆迁补偿协议实质是民事财产关系的调整，属于民事基本制度中的合同法律关系对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规定。因此，各级行政机关应该遵循《立法法》对民事基本制度的立法规制，即根本无权调整基本民事权利也就是公民的财产权利，不能以制定行政法规的形式干预合同的订立或者对私有财产所有权进行强制性处置。人们特别是被拆迁人纷纷质疑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合法性，并进而提出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合宪性审查要求。由于我国违宪审查机制的不健全，上述合宪性审查请求只能表达申请人对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强烈怀疑，在现行体系下很难获得宪法救济。 2．《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民法的冲突 拆迁本是民事行为,是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就被拆迁人的房屋被拆除后的补偿、安置等事项的解决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过程。因此，拆迁行为应当是由民事法律而不是行政法律进行规范。但是我国却是由作为行政法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来规范的。该《条例》与《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存在基本冲突，导致实践中被拆适人利益得不到保护。首先，《条例》与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原则的冲突。法律地位平等，是指在法律上，当事人是平等的，都应当享受相同的权利,承担相同的义务。《民法通则》第3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合同法》第3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也是国家权力公正性的体现。至少在法律规定中，国家的权力应当是中立的，不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条例》与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原则的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