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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史 　　篇一：中国地方史 　　中国地方史、区域史、民族史研究 　　2016-07-28 郝时远 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点击: 855 中国地方史、区域史、民族史研究 　　中国地方史、区域史、民族史研究 　　郝时远 　　载《中国历史学30年(1978—xx)》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始终关照着这一国情特点。因此，地方史、区域史和民族史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当代中国地方史、区域史、民族史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数千年的史学传统，另一方面则经历了近代中国史学革命产生的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转折。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地方史、区域史和民族史研究是在近代“西学东渐”影响下发祥，在现代繁荣发展，成为中国史学研究中重要的专门分科。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遭逢外侮，“开眼看世界”以自省，“师夷之长技”以自救，推动了“西学东渐”的广泛影响，中国的传统学术开始吸收西方的学术思想和规范，其中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掀起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史界革命”，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继往开来、转型发展的变革。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倡导，不仅开拓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也打开了中国学术界的新视野，对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史学研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展现了开放发展的新格局。地方史、区域史、民族史等学科，进一步吸收国际史学发展的经验和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学术取向方面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凸显了地方性、区域性和民族性等特点。 　　一 地方史、区域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一 地方史、区域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地方史，通常也称区域史，是现代历史学科的重要分支之一，属专门史范畴。其要在于将历史学的视野和方法集中于一定地域空间(行政区划、地理区域)，或以通史体例编撰，或以门类事项——如自然地理、山川河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进行地方性特征的专题考究。就一般意义而言，地方史、区域史都是相对于全国性通史而言，它突出了地方或区域的独特性历史脉络，探索一定地理空间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影响。目前，虽然学术界对地方史、区域史范畴的界定尚未达成共识，但基本区分大多为地方史立意于行政区划范畴，区域史则突出地理方位、山川地貌、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同质性等特征。 　　中国古代传统志书的编纂，可谓现代地方史、区域史研究的本土源头。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方志源于《山海经》《禹贡》或《周官》，也有学者认为始自《越绝书》《吴越春秋》或《华阳国志》等。即所谓“古者九州有志尚矣，书存禹贡、周纪职方，春秋诸侯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其编修大都“兼记事记言之体，自山川、物产、民俗、政教沿革废置，是非善恶、灾祥祸福，无不当载”。然而，方志编纂多以著者所长所好并无统一体例，是故“郡志之见于世者多矣，其问名是而实非、语此遗彼者比比皆是。求其记载有法、序事详密、使人如身履其地而目击其事者，则百不一二见焉”。①尽管如此，现存的8000多部古代方志为地方史、区域史等学科性研究奠定了本土基础。其中省、府、州、厅、县志等，都具有行政区划的特点，而卫所、土司、盐井、边关、都邑、岛屿、山川、风土、方物、寺观、园林、人物、艺文等志，则属门类性的专业方志。这些古代著述为当代地方史、区域史的专业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元)张铉：《至大会陵新志》原序，四库全书本。 　　20世纪初新史学革命的重要影响之一，是推动了历史学研究以关注社会诸领域为特点的，包括地方史、区域史在内的专门史研究渐次展开。其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研究，如日本人对中国台湾、东北、华北乃至诸多省份和边疆地区的调查研究，激发了中国学界对地方性、区域性研究的重视。尤其是民国时期，辛亥革命后的地方自治、军阀割据，陆路边疆地区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肢解的危机，乃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地方史、区域史研究的迅速起步，中华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在这些研究中日益增强。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著述如连横《台湾通史》(台湾通史社1921年版)，彭子明《台湾近世史》(民智书局1929年版)，两者均属地方史范畴。傅斯年《东北史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版)，贺岳僧《西北史纲》(重庆文信书局1943年版)，则属区域史类型。同时，地方性、区域性的专题史也应运而生，诸如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通志馆1935年版)，张立志 　　《山东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