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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北大演讲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曾涛。今天，我们在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的讲堂里，迎来了来自台湾的一千多名大学生朋友，还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同学们，在这里首先对你们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在三个月以前，我们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在清华大学归根居杨先生的寓所对杨教授进行了一次采访。杨先生深厚的文化素养、杰出的科学贡献和充满睿智的谈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很高兴能与大家一起来分享。　　杨振宁：非常高兴有机会跟这么多的台湾同学见面，这个大礼堂我曾经参观过，但还从来没有在台上或者台下参加节目，今天是第一次。我是1922年在安徽省合肥县出生，一共在合肥住了6年。这是我最早的一张照片，坐在妈妈的膝头上。那时我父亲刚刚考取了安徽省公费，要到美国留学，在离开以前我们一家三口人照的一张相，就在我们家住的院子里。我父亲穿着长袍马褂。　　我叔叔抱着我，我左边的是堂哥哥，右边的是堂姐姐，照这张相寄给我父亲。到4岁时，我和我妈妈在一个照相馆里照的，穿的也是长袍马褂。1928年，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在厦门担任数学系教授。所以我在厦门住了一年。在那个时候，合肥非常闭塞，没有电，比如说晚上就点煤油灯。我到厦门第一次看见电灯。在合肥时，没有见过杨梅，也没见过菠萝，那些都是我到了厦门才见到的，可以说从19世纪进入了20世纪。这是我们在厦门照的相片，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已经改穿西装洋服了。　　1929年夏天的时候，我父亲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书，我们一家就从厦门经过上海到了北京，那时候叫北平，住在清华园里。所以1929到1937年这8年时间，我是在清华园里成长。那8年的幼年生活是非常美丽的，一切都是我非常怀念的。清华大学里有一个小学，清华大学那个时候虽然很小，也有50个教职员子弟，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小学。这个照片里站在门口的两位是我的弟弟。这个房子现在还在，不过已经不做小学用了。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差不多有1000个学生，另外在清华园的南部盖了房子。　　这是我初中时在家里边照的相片，小学是在清华园里，中学是在北京的崇德。每个周末和寒暑假回家。这是一个周末，我们在清华园住的房子里的院子住的。1933年到1937年这几年念初中，这是当时初中的大楼，我是住校的。那个学校一共有300个学生，其中不到100人是中小。这个学校现在还在，叫北京时第31中学，那个时候叫崇德中学。这是我前几年回到母校参观时在大门口照的一张照片。　　1937年日本人打到北京，卢沟桥事变。哪位如果再到北京来参观，我建议你们到卢沟桥去看看，因为卢沟桥是日本人攻打华北放第一枪的地方，大家知道是7月7日。七七事变以后，我们全家就离开了当时的北平，1938年到1945年我们去了昆明，因为那个时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个学校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合大学上了四年大学，上了两年研究院，然后又教了两年中学。　　高中二年级念完以后，那时候公布了一个法令，说现在有太多的中学生流离颠簸，没有中学毕业，所以你要报考大学没有中学文凭也可以报考，叫做同等学历，所以我就以同等学历的资格报考考了西南联大。这张照片是我当时的样子。西南联合大学房子非常破旧，这张照片里茅草屋就是我们当时住的地方。每两个床之间只有一个地方放桌子。　　这样简陋的环境下，西南联大造就了非常多的人才，在文史方面、科学方面、工程方面，以后在外国、在台湾、在香港、在大陆都有很多非常知名的人，有很大的贡献。我想在造就人才的大学历史上是首屈一指的。这是我在大学毕业时的照片。那个时候大家居住的条件非常糟糕，因为和日本人在打仗，所以很多人都搬到乡下去。我和我的弟弟妹妹站在我们乡下的房子的前面，窗户纸都破了，所以那时候居住条件是非常糟的。　　我在西南联大念了四年，又念了两年研究院，这6年对于我一生的学术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中我特别要提出两位我的老师。一位就是吴大猷先生，他对我有决定性的影响。那时候西南联大四年级的学生在毕业以前要写一篇论文，所以我就去找吴先生，他说好我收你做我的学生，他就给我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叫　　做分子物理学与群论，群论是20世纪数学核物理学非常基本的观念，那时候群论引到物理里还是开始的时候。　　我对分子物理学和群论的关系并没有多大的成就，可是对于群论在物理当中应用的重要性是在那个时候奠基的，又美妙、又深入，而且成为影响我的一个方向。后来五六十年代，对称在物理学里的应用变成中心思想。所以吴先生把我介绍到这里是我一生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另外一位影响我很深的是王洪基教授。我大学毕业以后进了两年研究院，要写一篇硕士论文，硕士论文是我和王先生做的，关于统计力学。我一生所发表的三分之二的文章跟对称有关系，三分之一的文章跟统计力学有关系。后来我所做的工作，主要的方向是他们给我的。　　后来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