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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权刑法保护的立法及完善 刘宪权 方晋晔( 【内容摘要】公民个人信息遭到非法收集、恶意使用乃至非法买卖等问题日益突出，《刑法修正案（七）》将一些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顺应民众的立法期待，符合世界各国和地区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但修正案有关本罪的主体、客观行为之规定以及法定刑的配置存在一定的不足。侵犯个人信息权犯罪的刑事立法应加以完善，特别应注意刑法规定与行政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明确界定“情节严重”的考量因素，同时，应引入“告诉才处理”制度以及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另外，应适时将“人肉搜索”等危害严重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整的范畴，以在实践中更好地解决人们的实际难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没有必要分解为两个独立的罪名，罪名可确定为“侵犯个人信息权罪”。 【关键词】个人信息 犯罪化依据 刑法保护 立法完善 罪名确定 21世纪以来，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信息的传播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便捷的信息传播为人们带来了生活上的便利。然而，与此同时，个人信息被他人不恰当地掌握和利用也为人们带来了很多麻烦。泄漏明星艳照、“人肉搜索”等个人信息滥用的行为给个人信息所有者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人们赖以生存的道德、法律和信仰无疑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对这些情况加以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现代社会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重要性。但是，个人信息安全是否属于法律（特别是刑法）保护的范围？若属于保护的范围，我们又应通过怎样的路径来实现？这些无疑均是我们必须直接面对且要积极作答的问题。基于和谐的法律理念，“我们应当关注社会现象，确定它们保持和谐的法律以及它们急需的一些秩序原则”。个人信息权的保护，正成为这样一种引起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 笔者认为，既然侵犯个人信息权行为实际大量存在，因此构建个人信息权保护机制也就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从立法层面来说，对于各类可能发生的侵犯个人信息权行为，都应该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来调整，形成由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个层面构成的有机结合的体系。应该看到，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从2003年就开始起草，2005年初已经完成。同年，国务院有关部门亦已启动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程序，并交由国务院信息管理办公室正式起草，但时至今日却仍未正式颁行，可谓立法进展缓慢。但是，与此相反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新近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却捷足先登，明确提出要追究泄露、窃取、收买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责任，从而拉开了个人信息权刑法保护的序幕。 一、侵犯个人信息权行为犯罪化的依据 众所周知，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犯罪的基本形态就是自然犯，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非常缓慢，受社会谴责的行为按千百年来人们所熟悉的观念、伦理标准就能判断，所以对于自然犯的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其标准是确定的。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变得多样而复杂，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生存、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时处处都有风险相伴。可以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风险社会就到来了。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以及新型安全需要的扩展，这样就不得不影响国家安全管理的方略。为了适应新型安全需要，此时国家就需要将其予以犯罪化，以刑罚加以威慑。 （一）侵犯个人信息权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行为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法不可能也不应该将其纳入犯罪之列。人们关注一个事物，总是因为它跟我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即这一事物不是对我们有利，就是对我们不利甚至有害。如果某种行为不会造成任何社会危害，民众根本不会去关注它，立法者也不会去重视它并将其规定为犯罪。其实，人们最初对某种侵权行为的关注，正是因为它对社会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危害。据《人民日报》与人民网联合调查发现，个人信息受侵犯情况已呈蔓延之势，90%的网友表示曾亲身遭遇个人信息被泄露，有94%的网友认为当前社会个人信息泄露问题非常严重。有79.8％的受访者表示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非常愤怒和无奈。而64.73%的网友表示在遇到自己的电话号码、住址等资料被公开时，将坚决拒绝接待骚扰者，16%的网友表示对其敷衍对付，15%的网友表示会追问那些人的信息来源，但常常没有结果。 公民的个人信息在未经自己授权的情况下被随意传播或作其他处理，不仅对公民个人造成伤害，更重要的是对保障公共安全、经济发展、以及政府的管理都有很大的影响。现代商业社会，客户关系管理(CRM)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的必要手段，如果个人信息得不到良好的保护，受害人群就会自发防范，导致各类企业、机构很难合情合理地获取和使用个人信息数据，进而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为保护自己，老百姓就不再愿意通过任何途径透露个人信息，包括政府管理过程当中需要填写的信息。“没有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绝不可能有真正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因此，将侵犯个人信息权行为予以犯罪化，明确公共权力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