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素质.docxVIP

　　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应该纳入青少年素质教育范畴里。 　　什么是素质，我认为素质应该是决定一个人的行为的重要基因，这种素质包含很重的感情因素，尤其是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 　　列宁曾这样说的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积淀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还说过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 　　这里说的感情是指在学习理论和实际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感情。 　　因之，素质的形成是否可以理解是感情与理智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或者说是实践基础上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这种统一，形成了人们的高层次的感情，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基本因素；它不是单纯的知识，不是单纯的理论，也不是一般的修养，而是融化在人们心灵中的深层次的感情。 　　这种素质有先天的，但更多的是后天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影响而深化，甚至改变。 　　素质有哪些内容，对此争论很多，说法不一，我个人的体会应该有以下几方面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思维素质、心理素质、生活素质、文化素质、审美素质、身体素质以及种种非智力因素的素质，如想象力、创造力、专注力、记忆力、毅力、耐力、感知力、意志力、合作意识，等等。 　　这里只能说是个人的感受把它罗列在一起。 　　这样罗列是否合理可以研究，也可以更科学地归类，但是，素质的教育应该是全方位的，不同年龄段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不能把青少年阶段素质的教育只是培养非智力因素，而把政治素质的培养看作是成年人阶段的事。 　　我总觉得对青少年素质的教育的根本点是爱国主义，这是政治素质的核心。 　　这种教育不是停留在表面上、答卷上、理论上，而是要深入到幼小的心灵上。 　　这里，音乐能起到特殊的作用。 　　我有一位好友，他在日本军占领时期，在北京一所中学上学，有一天音乐教师把学生带到六楼教室，躲过日本军官的监视，紧关窗门，轻声地教学生学唱《松花江上》，当时教师流着眼泪教，学生流着眼泪唱，给学生留下终身难忘的一课。 　　教师对歌曲没有任何解说，只在结束时说了一段话这歌是我教的，与任何学生无关，如果有人要告发，就告我一个人。 　　当时，在课堂上有好几个新民会汉奸组织官员的子女，事后证明教师平安无事，没有任何人告发。 　　这些学生现在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一谈起这件往事，仍然十分动情。 　　１９４２年夏，高中毕业考试的前夕，日军打散了宁波中学，老家宁波沦陷了。 　　家是回不去了。 　　我们一批同学结伙流亡去重庆，路经赣州在蒋经国办的流亡学生招待所住了半个月，天天去公园，夜色中只要有一个人唱起《松花江上》，全公园都响成一片，带着眼泪，带着仇恨。 　　记得九·一八事变，我９岁，校长、老师告诉我们，日寇强占了我们东三剩但我们还不完全懂事，大量的靡靡之音闯进了我们的生活中，《桃花江》《特别快车》《蔷薇蔷薇处处开》，还有《何日君再来》，等等，夹杂在《卖报歌》《大路歌》之中。 　　感谢前辈革命音乐家们，送来大量的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等，一下子使我们从糊涂中清醒过来，把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懵懂积累起来的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爱国情绪凝结起来，不但对我们当时的行为起到强烈的指导作用，而且成为我们这一代青年一辈子不可动摇的意志。 　　我想，这应该说就是爱国主义素质的形成。 　　有人问过我你是在什么思想基础上参加革命的？我回答是正义感把我引进革命的。 　　因为当年，我的政治认识是模糊的。 　　１９４２年我是抱着重庆是抗日的心脏、蒋介石是抗日的领袖的信念，从沦陷区长途跋涉流亡奔向大后方的，到了重庆所见所闻，大失所望，才考上向往的昆明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 　　１９４５年，打败了日本，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我们殷切希望国共合作，共建中华。 　　但是蒋介石要打内战。 　　因为我们反对内战，国民党反动政府一下子杀死我们四位同学和老师，手段十分卑劣、残暴，这就是悲壮的昆明一二·一惨案。 　　四位烈士静躺在西南联大图书馆阅览室里，帆布床下还淌着烈士的血，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四烈士遗体前发过誓，不报此仇，不姓胡我那时姓胡。 　　就是这种正义感把我带进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一学生运动，逐渐进入革命行列。 　　当有人再问我你的正义感是哪里来的？我一时真的答不上来了。 　　以后经过了好长一段时期的思索，我逐渐找到我的正义感形成的原因。 　　我记得６岁上学，老师让我参加演歌舞剧《可怜的秋香》，到现在我还能记得舞蹈的动作，一边舞一边唱金姐有爸爸爱，银姐有妈妈爱，秋香，你的爸爸呢？你的妈妈呢？秋香！你只在草场上，牧羊、牧羊、牧羊……在我的小心灵中第一次种下了对孤儿、对弱者的同情心，我想这应该是正义感的萌芽。 　　另外，我从小爱看越剧，尽管在野台子上，行头破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没有任何布景。 　　当我看到《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楼台会》《祭坟》，唱腔和表演是